1935年7月，贝尔格莱德，斯卡达利亚菜市场
清晨六点，贝尔格莱德老城斯卡达利亚街的露天菜市场已经挤满了人，但今天的喧嚣中带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愤怒。空气中弥漫着烂菜叶、鱼腥和汗水的酸臭味，但最刺鼻的是猪肉摊位上飘来的、因为储存不当而开始变质的微弱酸腐气。玛丽亚·波波维奇，一个五十岁的塞尔维亚寡妇，穿着打补丁的围裙，站在“约万诺维奇鲜肉铺”前，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第纳尔纸币，眼睛死死盯着木案板上那块标价牌，像是看到了魔鬼。
“七百第纳尔一公斤？！”她的声音尖锐得刺破市场的嘈杂，“昨天还是五百！上周才三百！你们这些吸血鬼！这是要我们死吗？！”
肉铺老板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一个膀大腰圆、胡子拉碴的塞尔维亚壮汉，此刻却脸色灰败，他挥舞着沾满猪油的手，声音嘶哑：“玛丽亚大婶，不是我涨价！是进货价就六百五！屠宰场说猪都病了，没猪了！我能怎么办？我也有五个孩子要吃饭！”
“病了？什么病？”旁边一个克罗地亚老农民挤过来，他叫安特·马利奇，从萨格勒布郊区的农场赶来，背着一筐土豆，本想卖了土豆买点肉回去给孙子过生日，“我昨天才从萨格勒布过来，一路上看到农场的猪都好好的！我儿子就是兽医，他说今年猪瘟早就控制住了！你们这些中间商，就是想发国难财！”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约万诺维奇急得满头大汗，他压低声音，近乎哀求地说，“是……是那些大公司。‘巴尔干联合食品’，还有那个新来的‘多瑙河农产品进出口公司’。他们把猪都收走了，用卡车一车一车拉走，说是‘出口创汇’。现在屠宰场收不到猪，我们这些小肉贩去哪里进货？去黑市？黑市的猪肉要八百第纳尔一公斤！而且还掺老鼠肉！”
“出口？”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小贩冷笑，他叫哈桑·奥梅尔，平时卖香料，今天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南斯拉夫是世界第四大猪肉出口国，每年出口三十万吨猪肉，主要卖给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还有那个联合帝国的金龙集团。结果我们自己人吃不起猪肉？真是天大的笑话！”
“不是笑话，是灾难！”玛丽亚尖叫，她把手里那几张纸币狠狠摔在肉案上，纸币在猪油上滑开，像几片枯叶，“我男人在1915年死在加利波利，是为这个国家死的！我儿子在工厂做工，一个月工资才两千第纳尔！现在一公斤猪肉就要七百，我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光吃肉就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我们吃什么？吃土豆吗？连土豆都在涨价！”
人群开始骚动。咒骂声、哭喊声、推搡声混成一片。一个卖鸡蛋的塞尔维亚老妇人突然晕倒，她的鸡蛋筐被打翻，蛋黄和蛋清在泥地上流淌，像一幅绝望的抽象画。几个年轻人开始砸肉铺的招牌，约万诺维奇徒劳地阻拦，被推倒在地。市场管理员吹着哨子冲过来，但人群已经失控。
而在两条街外的农业部大楼，农业大臣米洛什·特里富诺维奇正对着电话怒吼，他的秃顶在晨光中泛着油光，汗水浸透了白衬衫的领子。
“我不管什么合同！我不管什么违约金！立即停止所有猪肉出口！一公斤都不准运出边境！”他对着话筒咆哮，电话那头是萨格勒布海关关长，“什么？车皮已经装好了？二十个车皮，四百吨，正在发往德国？给我拦下来！用铁轨拦！用军队拦！总理已经签署了紧急状态令，所有食品出口需要农业部特批！”
他摔下电话，抓起另一部，摇动手柄：“接内政部！我要和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大臣通话！对，立刻！”
等待接通的十几秒钟，特里富诺维奇感到胃部一阵痉挛。他面前摊着农业部统计司昨晚通宵赶制的报告：《1935年6月南斯拉夫猪肉市场异常波动初步分析》。报告用冰冷的数字描绘出一幅恐怖的图景：
——1935年1月至5月，南斯拉夫生猪存栏量稳定在一千二百万头，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猪肉产量预计全年可达一百二十万吨，其中出口配额四十万吨，国内消费八十万吨，供需平衡。
——1935年6月1日至7月10日，短短四十天，全国生猪出栏量暴跌百分之七十，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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