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由官府统一管理经营。
这些產业本就是江南的支柱產业，恢復生產后，不仅能保障民生所需，更能为朝廷带来巨额税收。
並且。
此番打下杭州府，朝廷可谓是满载而归。
府库中不仅缴获了偽顺囤积的数百万两白银、数十万石粮食，更通过土地清丈与產业国有化，掌控了江南最富庶的一片財源，国库瞬间充盈起来。
而那些曾经盘踞杭州府的江南士绅，此刻早已没了往日的风光。
一部分有远见者，早在偽顺大势已去时便收拾细软，逃遁至绍兴府或其他未遭战火之地。
另一部分顽固依附偽顺、助紂为虐的士绅，则成了朝廷清算的对象。
家產被抄没，土地被收回，男丁流放边疆，女眷入官为奴。
没有了士绅势力的阻挠，官府的各项整顿措施推行得异常顺畅，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
江南的士绅阶层，向来是地方的“土皇帝”。
杭州府的士绅自不必说，南直隶、浙江一带的世家大族，更是世代盘踞一方，掌控著土地、商业与文脉，连官府都要让其三分。
如今朝廷清丈土地、收回盐田与工商產业，抄没从贼士绅家產，甚至將无主之地半数收归官田。
这般“剥夺”，怎能不让他们心生怨懟
私下里，不少士绅聚在密室之中，面色铁青地抱怨。
“陛下此举，简直是刮地三尺！”
一位白髮老绅重重拍案。
“我家世代经营的丝织作坊，竟被官府强行收归国有，只给了些许微薄补偿，这与抢夺何异”
另一位中年士绅附和道：“清丈土地更是严苛，连祖辈传下的祭田都要核查，稍有隱瞒便按从贼附逆”论处，这日子没法过了！”
怨气虽深，不满虽烈，却没有一人敢公开反抗。
他们心中清楚，如今的大明，早已不是那个皇权止於县治、士绅可与官府分庭抗礼的时代了。
朝堂之上，官员联合復社眾人，曾试图以“祖制”“民生”为由，弹劾朝廷“苛待士绅、动摇国本”，结果天启帝下旨，以“勾结逆党、意图谋反”的罪名將其梟首示眾，復社骨干或斩或流放，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为士绅发声。
这血淋淋的教训，让所有士绅都明白，与皇权硬碰硬，无异於以卵击石。
地方上，那些依附偽顺、试图以武力反抗朝廷的土绅，早已在明军的围剿中家破人亡。
他们曾寄望於偽顺能制衡皇权，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李铁头的覆灭，彻底击碎了这份幻想。
无论是朝堂抗议，还是武装反抗，所有能想到的手段都已用尽，却换来“轻则抄家、重则砍头”的结局。
面对皇帝的大军压境与雷霆手段，士绅们纵有千般不满，也只能硬生生吞进肚子里，表面上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分表露。
对於朱由校而言，士绅的態度从来不是他关注的核心。
“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这是他的执政铁律。
他深知，大明的根基从来不是那些盘剥百姓、囤积財富的土绅，而是遍布天下的黎民百姓。
只要稳住百姓的基本盘，让他们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天下便乱不了。
放在以前，大明朝的皇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皇权不下县”的千年积弊，让朝廷的政令只能停留在县衙，乡野之间全靠士绅、宗族自行治理，皇帝对基层的掌控力薄弱至极。
但如今，朱由校设立的救灾司、清田司，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
救灾司的官吏不再局限於县城，而是深入乡、村，设立常驻机构，直接对接百姓。
他们不仅负责賑灾、分田、兴修水利，更承担著传递皇命、登记人口、调解纠纷的职责，成为皇权延伸至基层的“毛细血管”。
更关键的是，救灾司的基层武官，大多由九边退伍的老兵担任。
这些老兵军纪严明、战力强悍，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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