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像一匹懒洋洋的老牛，慢吞吞地踱进了西里村。秋假结束后的新鲜劲儿，早已被教室窗外那日益凛冽的北风吹得无影无踪。二年级的课桌，那条新划的、歪歪扭扭的“三八线”早已在无数次胳膊肘的“越境”中变得模糊不清。孙老师的粉笔头依旧精准，讲解生字词的声音依旧带着旧报纸般的干涩，但吴普同的心思，却像被窗外枯树枝勾住的棉絮，总也收不回来，飘飘荡荡，朝着村东头张二胖家的方向。
那份秋假里积攒的、沉甸甸的苍耳刺球和别扭的指甲包，交上去后便如石沉大海。孙老师只是面无表情地收走，塞进他那磨得油亮的旧办公桌抽屉，再没提过一个字。这古怪任务的谜底，如同冬日里呼出的白气，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只留下孩子们心头一点模糊的疑影。转眼间，西里村彻底被严寒包裹。田野空旷，裸露出黝黑的冻土和灰黄的麦茬，几场薄雪吝啬地覆盖其上，又被风刮走，留下斑驳的痕迹。村里的汉子们，除了偶尔去地里看看越冬的麦苗，大多蜷缩在热炕头，靠着旱烟和闲话消磨漫长的白昼。女人们则忙着纳鞋底、纺线，为开春储备。整个村子，陷入一种冻僵般的宁静。
可这宁静，对吴普同和他的小伙伴们来说，却像一张等待涂鸦的白纸。放了学，书包往土炕上一甩，他们便如同被放归山林的鸟雀，呼啦啦地冲出家门。村头废弃的砖窑成了堡垒，几根冻得硬邦邦的玉米秸秆便是长矛大刀，呼啸着冲杀几个来回；结冰的雪地上，用脚后跟蹬着滑出歪歪扭扭的冰道，摔个四仰八叉也哈哈大笑；或者寻一处背风的草垛，挤在一起玩“挤堆堆”，用体温对抗着刺骨的寒风，直到浑身发热，小脸通红。孙老师确实很少留什么正经的书写作业，孩子们的冬天，是属于野趣和疯玩的。
然而，一种比挤堆堆更温暖、更神奇的东西，像一颗悄然投入冰面的石子，在这个冬天，在吴普同单调的童年世界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它叫“电视”。
这一切的改变，源于张二胖家堂屋正中央摆上的那个四四方方的“魔盒”。
张二胖的爹张有福，是西里村公认的能人。早几年，他家就有了村里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宣告着与别家不同的富裕。而现在，不知道他托了什么拐弯抹角的关系，竟从外面弄回来一台电视机！更不得了的是，这竟然是一台彩色的电视机！村里倒也有几户人家有电视，比如村西头的老支书家，但那都是小小的、只能显出灰白人影的黑白机子。彩色的？那可是只在镇上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隔着老远才瞄过一眼的稀罕物件！
消息像长了翅膀的风，瞬间传遍了西里村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的心，被这“彩色”两个字挠得痒极了。
第一次被张二胖神秘兮兮地拉进他家堂屋，是在一个阴冷的傍晚。天刚擦黑，寒风在院门外打着旋儿呼啸。张二胖家堂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光线被挤在门口和窗台前黑压压的人影切割得支离破碎。吴普同跟在王小军、栓柱后面，费力地挤过带着汗味、旱烟味和冷空气味道的人墙，终于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魔盒”。
它就摆在靠墙的八仙桌上，盖着一块绣着大红牡丹的旧布帘子。张有福一脸得意，在众人瞩目下，像举行什么庄严仪式般，郑重地揭开了帘子。一台方头方脑的机器露了出来，比老支书家的黑白电视大了一圈，深棕色的木头外壳油光锃亮，前面是一块微微凸起的、深灰色的玻璃屏幕。最神奇的是屏幕下方，整齐排列着一排彩色的圆形小按钮，红的、绿的、黄的……像一颗颗诱人的糖果。
张有福插上电源，按下一个最大的白色按钮。机器内部传来一阵轻微的、如同蜜蜂振翅般的“嗡嗡”声。灰色的屏幕先是亮起一片闪烁跳跃的雪花点，发出“沙沙”的噪音，像无数细小的虫子在爬。张有福熟练地转动着机器顶端那两根银光闪闪、像兔子耳朵一样竖着的金属天线。随着天线的扭动、拉伸，雪花点渐渐聚拢，模糊晃动的人影和嘈杂的声音碎片开始显现。
“有了！有了！”人群里发出一阵压抑的低呼。
天线被调整到一个微妙的角度，屏幕猛地一跳，雪花瞬间消失大半，一片清晰、流动的色彩骤然撞进了吴普同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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