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清晨五点半。
吴普同醒了。天已经蒙蒙亮,夏日的晨光来得早,透过薄薄的窗帘,把房间染成一种朦胧的灰蓝色。他没有立刻起床,而是躺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马雪艳均匀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今天是去卫生纸厂试工的日子。
三天前,马雪艳下班回来说,她厂里一个同事的亲戚在西郊卫生纸厂当车间主任,那里缺人手,问他要不要去试试。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大卷的卫生纸分切成小卷,按件计酬,多劳多得。
“至少比铜丝厂安全。”马雪艳当时说。
吴普同答应了。他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娇气”。尽管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份纯粹的体力活,和他学了四年的动物科学八竿子打不着。
他在床上又躺了几分钟,然后轻轻起身,尽量不吵醒马雪艳。但她还是醒了,睡眠很浅。
“要走了?”她问,声音带着困意。
“还早,你再睡会儿。”
马雪艳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我起来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我自己来。”
但她已经下床了。吴普同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是感激,也是愧疚。结婚两年多,她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反而要为他担心,为他奔波。
他穿上衣服。还是那套深色的长裤和衬衫,洗得有些发白了,但干净。他特意选了深色,耐脏。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口罩——普通的纱布口罩,洗过很多次,纱布已经变薄了。马雪艳昨天特意去药店买了两个新的,但他舍不得用,想着今天只是试工,不一定能留下,先用旧的。
厨房里,马雪艳在热粥。昨天剩下的粥,加水再煮开,稠稠的。她又煎了个鸡蛋——家里最后一个鸡蛋,金黄色的蛋黄在锅里“滋滋”响。
“今天试工,吃个鸡蛋,有力气。”她说。
吴普同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鸡蛋本来是她准备今天中午带饭吃的。他们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
吃完早饭,六点。吴普同检查要带的东西:水杯,饭盒(里面装着馒头和咸菜),备用手套,还有那个旧口罩。他推着自行车下楼——还是那辆黑色的永久二八,车把有些锈了,但还算结实。
清晨的保定街道很安静。偶尔有早起的老人提着鸟笼遛弯,有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声音。空气很清新,带着露水的湿意。他骑上车,朝着西郊的方向去。
西郊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近,骑了将近五十分钟。越往西骑,楼房越少,平房和厂房越多。路也变得不太好,有些路段坑坑洼洼的,自行车颠簸得厉害。
七点差十分,他到了卫生纸厂。
厂子不大,在一个巷子尽头。灰色的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门,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保定市西郊卫生纸厂”,字迹已经斑驳了。厂区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嗡嗡”的,持续不断。
吴普同停好车,走进厂门。门卫室有个老头在喝茶,看见他,探出头:“找谁?”
“我来试工的,找王主任。”吴普同说。
“哦,小王介绍的。”老头上下打量他,“往前走,第二排厂房,左边第一个门。”
“谢谢。”
吴普同按照指示往前走。厂区不大,但很杂乱。空地上堆着各种原材料——成捆的废纸、回收的纸箱,还有一些他说不上来的东西。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像是纸张发霉的味道,又掺杂着某种化学制剂的气味。
第二排厂房是栋红砖平房,窗户很小,玻璃上糊着一层厚厚的灰。他推开左边第一个门。
热浪和噪音一起扑出来。
车间里比外面热至少十度。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那是种低沉、持续的声音,钻进耳朵里,让人头皮发麻。车间很大,但很昏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吊在高高的房梁上。空气中漂浮着细密的粉尘,在灯光下形成一道道可见的光柱。
吴普同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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