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夜，北风跟刀子似的刮着医院的玻璃窗，的响，像有人在外面哭。我爷爷陈守义裹紧了军大衣，趴在值班台的煤油灯旁写病历，笔尖划过纸页的声，是这层楼里唯一的活气。
那时候的县医院还是老楼，砖木结构，走起来响。爷爷的值班室在二楼最东头，隔壁就是产房，中间只隔了道薄薄的土墙。墙上有道裂缝，大半夜总能听见产妇的哭喊声从缝里钻过来，掺着医生的喊，听得人心里发紧。
陈医生，再给3床换瓶葡萄糖。护士小周端着治疗盘从门口过，军绿色的护士服上沾着点血渍，在煤油灯底下发黑。
知道了。爷爷抬头应了一声，眼角的余光瞥见地上有串脚印。
很小的脚印，像刚会走路的小孩踩出来的，沾着泥，还带着点暗红色的东西，看着像血。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他的办公桌底下，歪歪扭扭的，像条爬动的虫子。
这谁的娃跑上来了？爷爷皱了皱眉。产房门口总有些陪产的家属，带的娃不懂事，偶尔会乱跑。
小周也看见了，脸色白了白：刚才没见着有小孩啊......这层楼晚上不让家属上来的。
爷爷没多想，从墙角拿了拖把，蹲下去想把脚印拖掉。指尖刚碰到脚印边缘，就觉得不对劲——那泥是凉的，冰得刺骨，不像刚从外面带进来的。这冬夜再冷，也冻不透鞋底那点泥。
怪得很。爷爷嘟囔了一句，使劲拖了两下。可那脚印像长在了地上，怎么拖都留着淡淡的印子，像用红墨水画上去的。
小周看得发怵，往后退了两步：陈医生，我先去换吊瓶了，等会儿再来找你拿药。
她走得匆忙，白球鞋踩在地板上响，没一会儿就听不见声了。值班室里又剩下爷爷一个人，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墙上的影子跟着动，像有人在后面摆手。
爷爷继续写病历，可眼睛总忍不住往桌底下瞟。那串脚印的尽头就在桌底，黑黢黢的，像个洞。他甚至觉得，桌底下有双眼睛，正透过桌布的缝隙盯着他。
风刮得更猛了，窗户响了一声。爷爷抬头看了眼，突然发现窗台上也有个小脚印，跟地上的一模一样，只是方向冲着屋里，像刚从外面爬进来。
这窗台离地面有一米多高，哪个小孩能爬上来？
爷爷的后背有点发毛。他年轻时候在部队当卫生员，见惯了生死，不信鬼神，可这脚印实在太邪门了。
他起身走到窗边，往外看。楼下的空地上积着薄雪，光秃秃的杨树枝在风里乱晃，别说小孩，连只猫都没有。
看花眼了。爷爷揉了揉眼睛，转身想回座位。
脚刚抬起来，就听见一声。
不是他踩的，是办公桌底下传来的，像有人用指甲刮木头。
爷爷的心跳漏了一拍，慢慢蹲下去，掀开桌布。
桌底下空空的，只有他的暖水瓶和一双换下来的解放鞋。煤油灯的光照进去，墙角结着层薄霜，白花花的，看着倒像是......有人在这儿待过，呼出的气凝在墙上似的。
他松了口气，刚要放下桌布，眼角突然瞥见暖水瓶旁边有个东西。
是个小布偶，红棉袄，蓝裤子，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是哪个小孩随手缝的。布偶的脸是用黑线绣的，眼睛很大，黑洞洞的，正对着他笑。
爷爷从没见过这布偶。他的值班室除了药品就是病历，连个像样的摆设都没有。
他伸手想把布偶拿出来，指尖刚碰到红棉袄，就觉得一股寒气顺着指尖往上爬，冻得他一哆嗦。布偶像是在冰水里泡过，湿冷湿冷的，还带着股淡淡的血腥味，跟产房里的血味不一样，更腥，更冲。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的脚步声。
很轻，像小孩光着脚踩在地板上。
爷爷猛地抬头，煤油灯的光正好照在门口。
一个小孩站在那儿，也就三四岁的样子，穿件洗得发白的小褂子，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沾着泥。他仰着头，黑黢黢的眼睛盯着爷爷，不说话，也不动，像个假人。
小朋友，你怎么上来了？爷爷站起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你爸妈呢？这里不能来，快下去找大人。
小孩还是不动，眼睛眨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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