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广州市区，天已近晌午。
车窗上沾着层灰，把外面的树影糊成了一团绿。
公交车开得晃晃悠悠，邻座的大妈在打盹，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我望着窗外，心里空落落的，又有点说不清的亮堂。
想起半年前第一次来广州的情景。
那时候德林比我还兴奋，一路上大喊着:“你看那楼多高”。
结果到了车站就找不着北，俩人在广场上转了三圈才摸到去城中村的公交。
那时候多傻啊。
以为进了迪克公司就是端上了铁饭碗，以为攒够三个月工资就能给家里寄台洗衣机，以为只要肯干，日子总会往好里走。
直到德林受伤，领班连句慰问都没有，只催着“赶紧上班别耽误产量”，我才真正明白，有些地方的墙，你再使劲撞，也撞不出个窟窿。
下了车，夕阳正往楼缝里钻。
广州站的广场还是老样子，人潮涌得像涨潮的水，
背着大包的打工者、举着牌子的黑车司机、追着人卖地图的小贩，闹哄哄的，比迪克公司车间的机器声还让人头大。
我跟着人流往外走，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拐向了天桥。
当时和德林就是站在这里，迎着风，抒发着对未来的渴望。
记得天桥上的风挺大，吹得人头发乱晃，就像未知的明天。
我扶着栏杆往下看，马路上的车排着队，红灯亮时，能看见司机们歪着头打哈欠。
跟迪克公司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啥两样，都是被日子推着往前挪。
“小伙子，要住店不？便宜！”
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凑过来，手里的名片硬邦邦的。
“不了。”
有了点社会经验，我知道这些人有多不靠谱。
走到天桥中间时，看见个卖烤红薯的老太。
铁皮桶里的红薯冒着热气，甜香混着煤烟味，跟城中村夜市的味道有点像。
我摸出三块钱买了一个，烫手，得左右手倒着颠。
咬了一口，甜到了心里。
想起在学校时，一样是在天桥，德林买了俩红薯，但非得跟我抢着吃，说“你那个看着更甜”，结果俩人闹得差点把红薯掉天桥底下。
那时候多好啊，身边总有个人能吵吵闹闹，不像现在，连个抢红薯的人都没有。
下了天桥，顺着人行道往前走，漫无目的的。
路边的便利店还是老样子，玻璃门上贴着“招工启事”的海报。
半年前我和德林就是在这儿买的矿泉水，他拧瓶盖时太使劲，水洒了一身，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这城里的水都跟咱较劲”。
我推开门走进去，冷气“呼”地扑过来，把身上的热气扫了个干净。
货架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比迪克公司的零件架还规矩。
我拿了瓶矿泉水，跟半年前买的一个牌子，付账时看了眼收银台后的钟，七点整。
半年前这个点，我和德林正挤在公交上，他靠着我肩膀打盹，口水差点流我衬衫上。
那时候觉得，能在广州有个地方住，有份活干，就挺好。
可现在站在同一个地方，手里攥着同个牌子的矿泉水，却觉得心里的念想不一样了。
走出便利店，天色已经擦黑。
路灯亮起来，把影子拉得老长。
我沿着马路慢慢走，路过一个报刊亭，老板正收摊，报纸摞得老高。
在迪克公司，德林每周雷打不动的就是花2元钱买份体坛周报。
边看边骂“这破队踢得还不如我”，骂完了又叹气，说“要是咱能在城里扎根，说不定以后儿子也能踢踢球”。
他总说“扎根”，可我们就像迪克公司流水线上的零件，用完了就被扔到一边，哪有什么根可扎。
走到一个公交站时，看见牌子上写着去城中村的路线。
半年前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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