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的劳动内容是清理水渠。
初春的山区依然寒冷，水渠边更是寒气逼人。
李栗和几个女知青负责清理岸边的杂草枯枝，休息时，她主动凑到带队的老把式陈伯旁边，递上自己的搪瓷缸，给陈伯倒水，“陈伯，喝口水歇歇，这水渠年年都要这么清吗？”
陈伯拿起一旁的自己的大茶缸递过去，然后喝了一口水，叹道：
“可不是嘛，庄稼的命根子，不敢马虎，今年还算好，雨雪不多，不然更遭罪。”
李栗顺着话头，状似随意地问：“陈伯，咱村后山那冬笋，我昨天听几个大娘说长得挺好，咱们村里冬天农闲的时候，会组织人去挖点不？”
陈伯看了她一眼，咂咂嘴：“冬笋啊……那确实是好东西，往年也有社员闲了去挖点自家吃，或者挑到附近圩上换点针头线脑，组织？那没有，费那劲干啥？挣不了几个钱，还容易磕碰着，闹不好还有人说闲话。”
听着陈伯的话，李栗思索了一下，这似乎印证了“系统”的提示，也点出了组织化面临的观念障碍。
到了下午，遇到其他NPC的机会又来了。
李栗被临时派去大队部帮忙整理一些旧资料，会计王守田是个五十多岁、戴着断腿眼镜、手指总沾着墨水的中年人，正在噼里啪啦打着算盘对账。
李栗一边整理文件，一边找机会搭话。
“王会计，您这账目真清楚。”
“哼哼，马虎不得，集体的钱粮，一分一厘都要有交代。”王会计头也不抬。
“王会计，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李栗斟酌着语气，“咱们村集体经济，除了粮食和定购的生猪，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收入来源啊？比如……山上的出产？”
王会计打算盘的手停了一下，从眼镜上方打量她：“李知青，怎么想起问这个？”
“就是……昨天听大娘们闲聊，说后山冬笋好，县里厂子好像也要，我就瞎想，要是能利用起来，是不是能给队里添点收入？当然，我就是随便问问，不懂规矩。”这是李栗昨天想了好久的说辞。
王会计放下算盘，叹了口气：“你这个想法，以前也有人提过。难处多啊。第一，组织人挖，算工分，这工分怎么定？挖多挖少、好坏怎么衡量？容易闹矛盾。第二，挖回来要处理，要运输，咱们村到县里那路，卡车不好走，拖拉机油费也贵。第三，最关键的，这东西不算正经统购统销物资，你去卖，算不算‘投机倒把’？帽子可大可小。”
王会计说的比“系统”提示更具体，也更现实，尤其是“工分衡量”和“投机倒把”的帽子，这是李栗压根就没接触过的玩意儿。
不过李栗没有气馁，反而觉得更清晰了，中午，她通过“系统”匿名反馈了收集到的信息。
很快，“系统”发来了一些符合七十年代语境的关于发展农村集体副业的政策条文摘要、简单的冬笋采集加工流程设想，以及如何设计“计件工分”与“质量挂钩”的初步思路。
说实话，李栗从没想到自己一个之前上大学期末考试还要连夜突击的人竟然会认认真真的研究几篇七八十年代的政策和文件。
到了下午，村里传来消息，公社的“供销社干事”要来村里检查春耕物资准备情况。
李栗知道这可能是核实需求和试探政策口径的机会，她和赵卫国、周晓梅商量后，决定由比较擅长沟通的周晓梅主攻，他们从旁协助。
次日上午，穿着灰色中山装、提着人造革包的供销社刘干事果然来了。
在听取李支书汇报的间隙，周晓梅在李栗的眼神鼓励下，鼓起勇气，以“知青小组学习农村经济政策遇到实际问题”为由，向刘干事请教。
“刘干事，我们学习文件，看到要‘发展多种经营’，我们云绣村后山有些野生冬笋，资源挺好，我们就在想，这东西要是能卖给国家需要的厂子，算不算‘多种经营’？具体该怎么操作，才不会犯错误呢？”
刘干事是个面容和蔼的中年人，听了问题，笑了笑：
“知青同志们肯动脑筋，关心集体，这是好事，冬笋……属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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