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合拢，隔绝了胡同里那点微弱的天光和追兵的喧嚣。门内是另一番天地——一条更窄、更暗的夹道，两侧是斑驳高耸的砖墙，墙上爬满枯死的藤蔓，头顶只剩一线灰蒙蒙的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的灰尘味和潮湿的苔藓气息。
周正明脚步不停，径直往前走，黑色呢子大衣的下摆在昏暗里划出利落的线条。他没打手电，却对这曲折阴暗的路径异常熟悉，左拐右绕，毫不迟疑。晓燕三人跟在沈静芬后面，跌跌撞撞，心还悬在嗓子眼，只能拼命睁大眼睛，努力适应这近乎黑暗的环境，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脚下坑洼不平、湿滑的路面。
走了约莫一袋烟的功夫，眼前豁然开朗了些。夹道尽头，竟是一处小小的院落。院子不大，方方正正，三面围着高高的青砖墙，墙头拉着铁丝网。正面是一栋带前廊的两层小楼，样式古旧，像是早年间哪个小官僚的宅邸，如今却显得破败安静。楼前有棵光秃秃的老槐树，枝丫狰狞地伸向阴沉的天际。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铁丝网发出的轻微“呜呜”声。一个穿着旧军棉袄、袖着手的老头蹲在廊檐下，正就着一点天光，慢吞吞地修补一个竹编的簸箕。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露出一张饱经风霜、布满深刻皱纹的脸，眼睛浑浊，却锐利地扫过周正明和后面一群人。
周正明朝他微微点了点头。老头便又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仿佛他们不存在一般。
周正明领着他们径直上了二楼，推开一扇厚重的、刷着暗红色油漆的木门。门轴发出艰涩的“吱呀”声。
屋里比外面暖和许多，生着一个铸铁炉子，炉火正旺，上面坐着一把大铁壶，壶嘴“嗤嗤”地冒着白汽。屋子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几张旧桌椅，两张并排的行军床，墙角堆着些文件箱和铺盖卷。窗户上蒙着厚厚的深色窗帘，严严实实，一丝光也不透。唯一的光源是桌上那盏带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
灯光下，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约莫三十出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正伏在桌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另一个是个四十多岁、短发齐耳、面容严肃中带着憔悴的女人，手里捏着支红蓝铅笔，对着一张摊开的地图皱眉沉思。
见周正明进来，两人立刻抬起头。
“老周，回来了？”戴眼镜的男人推了推眼镜，目光越过周正明，落在沈静芬和晓燕她们身上，带着探究。
“嗯。东西拿到了。”周正明言简意赅，将那个旧书包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对晓燕三人介绍：“这两位是工作组的同志。这位是赵明华，负责材料整理和记录。这位是孙梅，负责外联和协调。”他又转向赵、孙二人，“这三位是提供关键材料的群众，林晓燕同志，王秀英同志，刘彩凤同志。这位是文化局的沈静芬同志，这次多亏了她。”
赵明华和孙梅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但眼神里的审视并未减少。尤其是孙梅，目光在刘彩凤惊恐未定、紧紧抓着晓燕胳膊的手上停留了一下，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蹙。
“坐下说。”周正明拉过几把椅子，自己先在一张旧藤椅上坐下，示意众人落座。他的坐姿笔挺，即便在这简陋的环境里，也带着一种军人般的刻板和威严。
沈静芬拉着晓燕坐下。王大妈和刘彩凤也挨着坐下，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低着头，不敢看人。
周正明这才打开书包，取出那两本用油布包着的账册，小心地放在桌上。油布解开，陈旧纸张和墨迹混合的独特气味，混合着炉火的暖意，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赵明华立刻凑了过来，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一本。他的表情迅速变得凝重，呼吸也微微急促起来。孙梅也放下地图，走到桌边，俯身看着。
屋子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炉火的噼啪声，以及铁壶里水将沸未沸的“嘶嘶”声。空气仿佛凝固了，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晓燕偷偷抬眼，打量着这个临时的“指挥部”。除了桌上那盏灯，墙角还放着一台蒙着布的、老式的手摇电话机。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几枚钉子和残留的印迹。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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