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改善，纯粹是由政策和资金驱动的投机行为。”
月初，在沪指达到1000点时，杨怀定陆续抛了七成的股票，两个公司回笼了10亿的资金。此役，红中投资净赚3亿，剩余股票高峰时价值亿，不过现在已经跌去了10%。姬子玉是受益者，但他和杨怀定都不喜欢这种投机性。
“你觉得这代表了什么？”
“中国的股市需要专业的金融中介，需要减压器和压舱石。”姬子玉激动地说，“不能总是让企业在黑暗中摸索上市路径，让投资者凭感觉买卖股票。我们需要专业的桥梁建造者。”
赵教授欣赏地看着这个年轻人：“那你认为，这座桥梁该怎么建？”
姬子玉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我认为，投资银行在中国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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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们是资本市场的‘工程师’，负责设计合理的融资结构，为企业找到最适合的资本路径；第二，它们是市场的‘守门人’，通过专业尽职调查，确保进入市场的企业质量；第三，它们还是‘价值发现者’，通过研究分析和合理定价，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潜力的领域。”
姬子玉侃侃而谈，“投行在价格发现与合理定价方面的核心职能是在ipo、增发等环节，为股票确定一个合理的发行价格区间。这是市场稳定的基石。投行的专业定价能力有助于将资产以公允价格引入市场，减少因定价偏差导致的剧烈波动。
在提供流动性与做市商功能方面，投行拥有做市商业务，为特定股票提供双向报价，随时准备交易。即使市场缺乏交易对手方，投资者也能从做市商那里买卖股票。这极大地提供了流动性，防止了因流动性枯竭而导致的股价“闪崩”或无量空跌。在恐慌性抛售时，做市商的买入行为可以为市场提供承接力，平滑价格波动。投行还可以创造并管理金融衍生品，做信息中介与发布研究报告以及长期培育投资者等等！”
赵教授频频点头，他惊讶于这个年轻学子思维的成熟与系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这些想法进一步深化、细化，成为了《投资银行学》教材的核心框架。
姬子玉承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初稿撰写工作。那个没有互联网检索的年代，他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从《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的微缩胶卷中寻找国际投行的最新案例，再从证监会的公告，以及各大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分析本土实践的不足。寝室里的几个同学也经常被他抓劳工，时不时的在赵教授面前遛一遛。
夜深人静的华清图书馆，常常只有姬子玉一个人的座位还亮着灯。他的桌上堆满了中外文献，手边的笔记本已记得密密麻麻。有时灵感突至，他会奋笔疾书数小时，直到东方既白。为此也被小倩埋怨着，因为电话粥的频次都在减少，女孩既担心又心疼。
“小姬，你又通宵了？”清晨来开门的图书管理员早已熟悉了这个勤奋的年轻人。
姬子玉揉揉发红的眼睛，笑容却依然灿烂：“王老师，昨晚写到关于投行在企业并购中的角色，一下子收不住笔了。”
在编写过程中，姬子玉特别注重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简单地照搬西方投行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发展出适合国情和市场阶段的投行功能。
“在大洋彼岸，投行可能更注重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开发，”他在一次团队讨论中指出，“但在当前的国内，投行更应该夯实基础功能——做好企业的上市保荐、再融资辅导和并购顾问。我们的市场还太年轻，不能好高骛远。”
这种务实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最终成书的风格。
《投资银行学》没有成为一部高深难懂的学术着作，而是紧密结合资本市场实际的操作指南。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后来都被投行业的发展所验证。他关于投行应当成为“价值发现者”而非简单“通道提供者”的论述，成为了日后优秀券商的核心理念；他对于投行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强调，在历次市场波动中愈发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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