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她不是我幻想出来的朋友，”诗雅说，“她是我分裂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家庭压力、学业压力、社会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我的心理创造了一个陪伴者，一个倾听者，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朋友。”
她笑了：“现在我不需要她了，因为我学会了陪伴自己，倾听自己，爱自己。但我会永远感谢她——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她没有让我一个人。”
这话让我想起老林在鼓浪屿说的话：有些分离不是失去，是成长。
面试那天，诗雅穿了一套深蓝色的职业装，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化了淡妆。看起来成熟、专业，和平时水果店里的她判若两人。
“怎么样？”她在镜子前转了个圈。
“很好，”我由衷地说，“像个真正的咨询师。”
她笑了，但笑容有些僵硬：“还是很紧张。”
“正常。紧张说明你在乎。”
陪她去考场的路上，她一直深呼吸。考场在一所大学的心理学院，走廊里已经有不少考生，有的在最后翻书，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小声交谈。
“我进去了，”诗雅在门口说，“祝我好运。”
“好运。”
她转身走向考场，背挺得很直，脚步坚定。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她时的样子——躲在水果店柜台后，眼神躲闪，手腕上有疤痕，说话小心翼翼。
现在，她走向属于自己的战场，去争取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的资格。
三个小时后，诗雅从考场出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既疲惫，又兴奋。
“怎么样？”我问。
“不知道，”她说，“问题都答了，但不知道答得好不好。考官最后问：‘你为什么想成为心理咨询师？’”
“你怎么回答的？”
诗雅停下来，看着远处操场上的学生。正是下课时间，学生们三三两两走过，笑声、说话声、篮球砸在地上的声音，汇成青春的喧哗。
“我说，”她的声音很轻，“‘因为我曾经掉进过深渊，知道那有多黑暗。现在我想成为那个在井口放绳子的人，告诉还在下面的人：你看，有光，能上来。’”
一周后，成绩公布。诗雅过了。
她给我打电话时，正在哭——不是悲伤的哭，是释放的哭。“过了……我过了……我可以正式接诊了……”
“恭喜，”我说，“真为你高兴。”
“谢谢你，”她哽咽着，“谢谢你们所有人。老林，老张，夏玉姐，韩宇，倭哥……是你们让我相信，裂缝里真的能透进光。”
那天晚上，我们在“随心”咖啡馆给她庆祝。老张做了特制蛋糕，上面用奶油写着“心理师诗雅”。老林带来了他在厦门买的茶叶，夏玉带了阳光——它现在已经完全康复，活泼得像只小狗。韩宇和倭哥合送了一套专业书籍，是倭哥从书店里精心挑选的。
诗雅看着大家，眼睛又红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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