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秋的广州，湿热的风裹着尘土与水泥灰，吹得天河区成片的脚手架嗡嗡作响。
恒基中心十七楼的办公室里，空调冷气压不住窗外的燥热——某房企刚以溢价5o啃下隔壁地块，红色喷绘的“拿下广州”
广告牌竖在塔吊旁，阳光一照，红得像要渗出血来。
陈启棠坐在黑檀木办公桌后，指尖捏着支派克钢笔，笔尖悬在外资基金的收购协议上，“售价11亿”
的数字被阳光描出金边，却迟迟没落下墨。
桌角的公文包敞着道缝，半张泛黄的字条露在外面，纸边被岁月啃得毛，中间的折痕深得像道陈年旧伤——那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后，朋友阿明跳楼前塞给他的，“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
这行字，墨迹被二十多年的手温浸得淡，却比桌上任何一份财报都更刺人。
“爸，这不合逻辑。”
陈文博推门进来，衬衫领口沾着汗，贴在锁骨上，手里攥的楼市周报卷了边，红笔圈住的“天河区房价环比涨7”
几乎要破纸而出，“我们两年前拿这个项目才花1亿，现在只赚1ooo万就卖？上周我见了融创的张总，他说天河区的地，下半年至少还能涨2o，再等等……”
陈启棠没抬头，指节轻轻叩了叩桌面，声音被空调风滤得很沉：“把协议拿过来。”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张字条，平放在协议旁，指尖在“家也没了”
三个字上慢慢蹭过，像在抚摸一块滚烫的烙铁。
阳光斜斜地切进来，照在字条的折痕上，把那道印子拉得很长，像阿明最后留在他记忆里的、沉默的背影。
陈文博的目光在字条上扫了一眼，又弹回周报，喉结滚了滚：“爸，我知道阿明叔的事，但那是香港，不是内地。
现在政策托底，四万亿刚放出来，一线城市的房子……”
“政策能托多久？”
陈启棠终于抬眼，眼底有岁月磨出的细纹，却比年轻人的眼神更亮，也更冷，“1997年之前，香港人也说‘政策不会让楼市跌’。
阿明就是听信了这话，借了3oo万高利贷，囤了三套房，想着翻一倍就卖。
结果呢？危机来的时候，房价三个月跌了4o，他每个月要还1o万利息，最后……”
他顿住，指尖在字条上停了停，没再说下去——有些画面不必说，阿明出租屋里空荡荡的客厅，桌上没写完的遗书，还有那张被高利贷公司撕碎的全家福，早被他刻在了心里。
陈文博的手松了松，周报滑到桌角，却还是没服软：“可我们没借钱，这项目是全款拿的，就算跌，也亏不到哪里去。
现在卖，不是白白错过……”
“错过？”
陈启棠拿起钢笔，笔尖在协议上点了点，墨点落在“11亿”
旁边，像个醒目的句号，“阿明当年也觉得‘错过就亏了’。
他死前给我打电话，说‘再等一个月，房价肯定反弹’，结果等来了催债的人，等来了老婆带着孩子走，最后等来了……”
他把“跳楼”
两个字咽回去，换成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叹息，“文博，我们做投资，不是比谁赚得多，是比谁走得远。
1o的利润，至少能落袋为安；贪那2o，可能连本金都要搭进去。”
陈文博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扯了扯领带——刚才在工地，他还跟项目经理说“再拿块地”
，现在被父亲的话堵得胸口闷。
他看着父亲指尖的字条，突然现纸的边缘有几处细微的磨损，像是被反复摩挲过无数次。
他想起这两年，父亲每次看内地项目报表，都会把这张字条从公文包里拿出来，放在旁边，有时一看就是半小时，不说一句话。
“你觉得我老了，胆子小了，对不对？”
陈启棠看穿了他的心思，拿起协议，钢笔尖终于落下，却在签字的瞬间凝滞了半秒——阳光刚好照在“11亿”
的数字上，他眼前晃过另一个画面：如果再等半年，这个数字或许会变成13亿，团队能拿更高的奖金，文博在行业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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