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1章



实地调研像一扇逐渐推开的窗，让姜羡得以窥见零工经济生态中更复杂、更多元的剖面。继外卖骑手和保洁阿姨之后，她通过不同渠道，联系到了一位主要在众包翻译平台接单的自由译者苏小姐，以及一位利用业余时间在多个知识付费平台担任在线答疑导师的大学青年教师林老师。

与苏小姐的访谈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自习室进行。苏小姐三十岁出头，戴着一副细边眼镜，面前摆着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用于翻译工作，一台用于查资料和沟通。她向姜羡展示了平台上复杂的任务分派、同行竞标、客户评价和平台抽成系统。

“算法在这里更像是一个匹配器和计时器。”苏小姐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知识工作者特有的冷静分析，“它根据你的语言对、专业领域标签、历史评分和接单速度，推送可能适合的任务。但真正的‘竞标’环节，还是人与人的竞争，拼速度、拼报价、拼历史作品。” 她提到，为了维持高评分和接单优先级，她经常需要接受一些单价很低但耗时短的小任务“刷数据”，还要时刻警惕那些吹毛求疵或试图骗取译稿的“问题客户”，平台的争议仲裁机制往往慢且倾向于客户。

“自由是相对的，”苏小姐总结道，“你脱离了坐班的束缚，却进入了另一种由数据和算法构建的‘全景监视’里，自律和博弈的压力一点不小。”

林老师的访谈则约在他的办公室。比起前几位体力或技能型零工，林老师的体验更侧重于智力劳动的“平台化”和“碎片化”。他展示了平台上五花八门的提问，从简单的课后习题到复杂的专业探讨，时薪根据问题的难度和紧急程度浮动，平台抽成比例不低。

“最大的挑战不是回答问题本身，”林老师苦笑，“而是如何在海量的、质量参差不齐的提问中，快速筛选出有价值、适合公开回答且不涉及学术不端的问题。算法推荐给你的，往往是那些热门、易答、或者悬赏金额高的问题，但有些深度的、冷门的问题，反而被淹没。” 他也提到了知识产权归属的模糊地带，以及偶尔会遇到试图套取考试答案或课程设计的学生，处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

这些不同领域的访谈，极大地丰富了姜羡的研究样本。她发现，尽管工作内容千差万别，但这些零工劳动者都普遍面临着几个共同的核心困境：算法黑箱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被动感、评分系统构成的强大规训与惩罚压力、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权责利的高度不对称、以及现有申诉与救济渠道的匮乏或低效。这些发现，让她论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部分越发扎实有力。

调研之余，关于“衡尺科技”的动态也在悄然推进。牧恒按照姜羡的指示，进一步收集了该团队的详细信息。创始团队来自国内外顶尖AI实验室，核心成员均有在大型科技公司从事算法研发或公平性研究的经历，技术路线清晰，已开发出初步可用的算法偏差检测工具原型，并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测试，反响不错。目前确实在与包括“晨晖资本”在内的多家投资机构接触，对于与学术界合作持开放态度，尤其是涉及算法伦理与社会影响的交叉研究。

姜羡思考后，决定采取一个更主动但也更谨慎的步骤。她请梁教授以“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草拟了一份非正式的学术交流邀请函，表达了对“算法公平性与可解释性”这一前沿领域的关注，并希望能邀请相关领域有建树的团队或研究者来中心进行一次小范围的学术分享或座谈，交流最新技术进展与跨学科思考。邀请函的措辞开放而学术化，未指定任何具体公司。

梁教授对这个提议很支持，认为这有助于拓宽中心的研究视野和业界联系。邀请函通过研究中心的官方渠道发了出去，目标名单中，包含了若干家已知在该领域有所探索的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衡尺科技”作为新兴技术团队，也被包含在较长的潜在邀请名单之中。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且低风险的“投石问路”。以学术机构的名义发出广泛邀请，不会引起任何特定方的过度关注。如果“衡尺科技”团队有意向，他们自然会回应；如果无意，也不会显得突兀。姜羡可以通过中心的反馈，更自然地了解这个团队的对外沟通风格和合作意愿。

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