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6章 伦敦的棋子



泰晤士河上，“威远舰队”的到访引发了比欧洲大陆更复杂的反响。此时的英国，处于克伦威尔护国公统治之下，清教氛围浓厚，海军力量正盛，与荷兰的第一次英荷战争刚刚结束（1654年），双方关系紧张。英国人对这支东方舰队，充满了警惕、好奇与一种奇特的、同为“海上新兴力量”的潜在共鸣。

克伦威尔以清教徒式的简朴但郑重的礼仪接待了郑成功。会谈中，克伦威尔及其幕僚（包括未来复辟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将领、官员）展现出了与商人治国荷兰不同的、更具战略眼光的务实。他们更关心全球海洋力量平衡、贸易路线安全，以及如何利用华夏的出现来制衡老对手荷兰（甚至未来可能挑战的法国）。

郑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在与英国方面的谈判中，他不仅谈贸易，更有意无意地提及了荷兰在东方的“扩张性”和“垄断行为”，暗示一个强大的、与英国保有良好关系的华夏，有助于维护海上贸易的“自由”与“平衡”。这种说法深深打动了正致力于挑战荷兰海上贸易霸权的英国统治者。

经过数轮磋商，华夏帝国与英吉利共和国（护国公时期）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核心远超贸易范畴：

1. 设立常驻机构： 帝国获准在伦敦塔桥附近设立“华夏帝国驻英总商馆”，享有外交豁免权，负责统筹对英及周边地区贸易、接待帝国使节、传递信息。商馆建筑由帝国自行设计建造，形似小型堡垒，低调而坚固。

2. 情报与外交协调： 商馆明面上处理商务，实则承担起收集欧洲政治、军事、科技情报，以及与英国政府及其他欧洲国家代表进行非正式外交接触的职能。首任总商官由一位经验丰富、通晓数国语言的南洋事务司高级官员担任，配备了精干的情报和分析人员。

3. 扶持亲善力量： 在帝国资金和资源的暗中支持下，一个以部分对华贸易感兴趣的英国商人、学者、以及一些在英荷竞争中更倾向联华制荷的政治人物为核心的“英华友好协会”悄然成立。协会通过举办沙龙、资助出版介绍华夏的书籍、促进双边技术交流（在可控范围内）等方式，逐渐在英国上层社会培养亲华氛围。

4. 规范秩序： 协议明确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英国船只、人员在东方必须严格遵守帝国法律，涉及华人的纠纷需通过帝国商馆或指定机构协调解决，不得擅自处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英国在华行为纳入了帝国管辖框架。

伦敦总商馆的设立，是帝国在欧洲布下的第一颗，也是最重要的一颗深水棋子。它不仅是一个贸易站点，更是一个情报前哨、外交支点和影响力辐射源。借助英国与荷兰、法国的复杂矛盾，帝国得以更深入地介入欧洲事务，并以相对隐蔽的方式施加影响。

几乎同时，根据形势和各国接受程度，类似但规模稍小的商馆或办事处，也在阿姆斯特丹（以贸易为主）、巴黎（以文化科技交流为掩护）和里斯本（侧重于情报监控和南大西洋事务）逐步建立或开始筹划。一张以伦敦为核心，覆盖西欧主要国家的帝国情报与影响力网络，初具雏形。

“欧洲如同一盘棋，各国皆是棋子，亦是棋手。”郑成功在发给皇帝的密报中写道，“我朝如今已非局外看客，而是执子之人。伦敦一子，可撬动英、荷、法之平衡；各处分馆，如眼如耳，可察其动向，导其利我。然，执子需慎，落子需稳，切忌过深介入其内斗泥潭，当以维护我朝商路安全、获取西学之长、制衡潜在敌手为首要。”

帝国的欧洲战略，从单纯的武力威慑，转向了更深层次的布局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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