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1920年）初初春，北平的积雪刚化尽，胡同里的泥土还带着湿意。
陈幽刚把编辑好的《劳动者》周刊手稿藏进《论语》夹页，准备去图书馆交接，就见子仁急匆匆地走来，脸上带着少见的兴奋，拉着他往僻静的墙角走：“默之，有个重要消息——组织要选派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赴法？”陈幽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论语》差点掉在地上。
他早就在进步刊物上读过法国工人运动的报道，知道那里是欧洲革命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传播得早，工人组织也成熟，能去法国学习，对他来说，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对！”
子仁压低声音，眼神亮得惊人，“这次是旅法党组织和国内小组联合选派，主要选思想坚定、有学习能力的青年，去法国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欧洲的革命经验，尤其是工人运动和组织建设的方法，将来回来指导咱们国内的革命。”
说话间，苏木也跑了过来，喘着粗气：“默之！先生兄！你们也听说了？刚才小李告诉我，这次要选20个人，北大这边有5个名额！咱们俩都符合条件，要不要试试？”
陈幽看着苏木激动的样子，又看向子仁鼓励的眼神，心里的火苗“噌”地一下就燃了起来。
他想起自己写的《我的革命观》里说“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法国就是最好的“万里路”；想起李大钊先生说“要学国外的经验，但不能照搬”，去法国就能亲眼看看，欧洲的革命是怎么搞的，怎么结合中国的国情用；更想起韶山的佃户们，要是能学到先进的组织方法，回去就能更好地帮他们团结起来，争取权益。
“我想试试！”陈幽握紧拳头，语气坚定，“我去申请！”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就在进步圈子里传开了。
晚上，秘密据点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十几个青年围坐在油灯旁，兴奋地讨论着赴法的事。
有人说“法国的《人道报》办得好，能学到办刊经验”，有人说“巴黎的工人罢工很有组织性，得好好学学”，还有人担心“语言不通怎么办”“去了能不能适应”。
陈幽坐在角落，静静地听着，心里却在盘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理论基础扎实，跟着李大钊先生学过唯物史观，读过《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有实践经验，办过刊物、分过资料、跟士绅周旋过；外语底子也不算差，在北大旁听时跟着教授学过基础英语，法语虽然不会，但愿意学。
劣势呢？性子有时候太急，上次刊物危机就是教训；还有，对欧洲的革命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得赶紧补。
“默之，你想申请，就得好好准备。”
子仁坐在他身边，轻声叮嘱，“这次选拔看重三点：一是思想觉悟，要能说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国内外革命形势的看法；二是学习能力，得有明确的学习计划，不能去了混日子；三是纪律性，赴法后要严格遵守旅法组织的纪律，还要保持和国内的秘密联系。”
陈幽点点头，掏出笔记本，飞快地记下来：“我明天就开始准备，先写申请，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和革命决心写清楚；再补补法语，看看法国革命的资料；还要跟您请教，欧洲革命和咱们中国的革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陈幽忙得脚不沾地。
白天，他依旧以旁听生的身份去上课，在课堂上认真记笔记，课后和同学讨论学术问题，维持着“专注学业”的掩护；晚上，他就躲在客栈里，挑灯夜读——读法国工人运动史，读旅法学生写的通讯，读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历程，笔记本上写满了批注：“法国工人有工会组织，中国农民需建立类似的农会”“欧洲革命注重理论宣传，咱们需结合农民语言”。
他还专门找李石曾教授请教：“李先生，您去过法国，能不能给晚辈讲讲，法国的工人和咱们中国的农民，在革命诉求上有什么不同？”
李石曾放下手里的翻译稿，笑着说：“法国工人大多在工厂做工，诉求是涨工资、减工时、改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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