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民国14年）初夏，蒸汽轮船“江新号”的汽笛在黄浦江面炸开时，陈幽正扶着船舷的锈迹栏杆，望着远处渐渐清晰的岸线。
浑浊的江水拍打着船身，溅起的水花沾在他藏青色的棉袍下摆，带着股潮湿的鱼腥味——这是他从天津港出发后的第15天，也是他离开法国马赛、辗转苏联莫斯科再折返国内的第三个月。
船身缓缓靠岸，码头上的喧嚣像潮水般涌来。
挑着担子的脚夫、推着独轮车的商贩、穿着西装的洋行职员、挎着枪的巡捕，还有裹着旗袍、踩着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密密麻麻挤在码头的青石板路上，南腔北调的吆喝声、汽车的鸣笛声、轮船的汽笛声混在一起，比北平的庙会还要热闹几分，却又透着股北平没有的浮躁与疏离。
“让让！让让！”
两个扛着大木箱的脚夫从陈幽身边挤过，木箱上印着“英美烟草公司”的红色字样，擦过他胳膊时，留下道浅浅的灰痕。
陈幽下意识攥紧了怀里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着特工部联络用的半张旧邮票，还有他伪造的“江苏无锡商号伙计”身份证明，指尖触到纸袋里硬挺的纸片，心里才稍稍稳了些。
他跟着人流走下船板，踏上码头的瞬间，就觉出了上海的不同。
北平的风是干冷的，刮在脸上像刀子；上海的风却裹着水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连空气里都飘着股混合了香水、煤烟、饭菜和海水的复杂气味。
路边的电线杆子上贴满了广告，有印着金发碧眼女郎的香皂广告，有写着“专治疑难杂症”的药铺海报，还有用红笔圈着的“悬赏通缉共党分子”的布告，布告上的人像画得潦草，却透着股森然的杀气。
“先生，要车不？去法租界？公共租界？俺的黄包车稳当！”
一个穿着短打的车夫凑上来，手里的车把擦得发亮，车座上铺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
陈幽瞥了眼车夫胳膊上的刺青——是个简单的“福”字，又扫了眼远处街角站着的巡捕，那巡捕正斜靠在电线杆上，目光在来往行人身上扫来扫去，手里的警棍敲着掌心，发出“嗒嗒”的声响。
“不去租界，去城隍庙附近的‘清和茶馆’。”
陈幽压低声音，故意带着点无锡口音——这是他在船上对着镜子练了半个月的成果，既要像商号伙计，又不能太土气，得刚好卡在“外地来沪谋生”的分寸上。
车夫眼睛一亮：“清和茶馆啊，俺熟！那地界儿热闹，就是最近巡捕查得严，先生您是来做生意的？”
“嗯，找个老主顾。”
陈幽含糊应着，弯腰坐上黄包车。车把微微一沉，车夫拉起车就往前走，脚步轻快得很。
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陈幽靠在车座上，眼角的余光却没停过——他得记住沿途的路，哪条街有岔口，哪家店能临时躲人，哪处墙角能观察动静，这是在苏联特训时教官反复强调的“环境记忆法”，潜伏者的眼睛，得像相机一样，把走过的路刻在脑子里。
沿途的景象走马灯似的换。过了外白渡桥，就看见了租界的洋房，尖顶的教堂、圆顶的银行、挂着外国旗帜的领事馆，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印度巡捕，手里的长枪闪着冷光。
再往南走，就到了华界，房子渐渐矮了下去，变成了密密麻麻的石库门弄堂，弄堂口挂着洗晒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像一面面小旗子。
偶尔能看见穿军装的国民党士兵走过，腰间别着枪，脚步重重的，路过商铺时，老板们都忙着点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喘。
“先生，到了！”车夫把车停在一条窄巷口，巷子里飘出茶叶的清香，尽头就是“清和茶馆”的木招牌，招牌上的字被雨水浸得有些模糊，边角还缺了块，看着倒像是开了好些年的老店。
陈幽付了车钱，没立刻进去，而是转身走进巷口的杂货铺。
铺子里摆着油盐酱醋，老板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正趴在柜台上算账。“老板，买包烟。”
陈幽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铜板，放在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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