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民国26年）初夏，南京城笼罩在一层薄寒的雾气里。
陈默提着一只褪色的牛皮公文包，站在挹江门内的柏油路上，望着前方那座青砖黛瓦、飞檐翘角的建筑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办公大楼。
墙面爬着暗绿色的藤蔓，门口两侧持枪的卫兵身姿笔挺，枪托上的黄铜部件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冷光，空气里似乎都飘着若有若无的火药味。
他深吸一口气，将藏在衣领内侧的身份证明又按了按，指尖触到那层薄薄的油纸，心里那点残存的颠簸感渐渐平复。
当站在这座权力中枢的门口，他还是能清晰感受到心脏在胸腔里沉稳而有力的跳动——那不是紧张，是使命落地前的叩门声。
“同志，证件。”
卫兵上前一步，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眼神锐利地扫过陈默的脸。
陈默从容地掏出身份证明，指尖递过去时，指腹刻意在证件边缘的暗记处顿了顿——那是老吴提前告知的暗号，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痕。
卫兵接过证件，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抬头打量他片刻，见他穿着灰布中山装，袖口磨得有些发亮，鼻梁上架着一副半旧的黑框眼镜，气质温吞得像个寻常文员，才侧身让开道路：“进去吧，情报分析科在二楼东侧。”
陈默点头道谢，抬脚走进大楼。门厅宽敞，地面铺着米白色的大理石，光可鉴人。
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两侧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可来往的职员脸上却少见激昂，大多步履匆匆，眼神里带着几分谨慎，彼此交谈时声音压得极低，偶有目光交汇，也只是迅速错开。
走廊里每隔几步就挂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晃动的影子，空气中弥漫着油墨、纸张和淡淡的烟草味，还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像细密的蛛网，缠得人呼吸都轻了几分。
他沿着楼梯往上走，木质楼梯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暗处似乎有目光落在背上。
二楼东侧的走廊尽头，挂着“情报分析科”的木牌，牌子上的红漆有些剥落，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陈默抬手敲门，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回应：“进。”
推开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个穿藏青色制服的男人，约莫40岁年纪，脸上带着几分倦容，正低头批阅文件。
听到脚步声，男人抬起头，看到陈默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只是嘴角微微上扬——正是分别了3天的老吴。
“陈默，”老吴放下笔，起身走过来，热情地伸出手，声音不大，却带着熟悉的暖意，“一路辛苦了，我可等你好几天了。”
陈默快步上前，双手握住老吴的手，指尖在他掌心轻轻敲3下——这是组织内部的联络暗号，代表“安全抵达，一切正常”。
老吴会意，用力握了握他的手，随即松开，转身关上房门，压低声音说：“这里不比广州，到处都是眼睛和耳朵，说话做事都得小心。我明面上是情报分析科的参谋，负责协助科长处理日常事务。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他一边说，一边领着陈默在办公室里转了转。
这间办公室不算大，摆着4张办公桌，靠窗的位置空着，桌上放着一套崭新的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个空的铁皮文件柜。
“那是你的位置，”老吴指了指空桌，“靠窗，视野好，也方便观察外面的动静。不过记住，没事别老盯着窗外看，容易引人怀疑。”
陈默点点头，目光扫过其他几张办公桌。
一张桌上堆满了战报和文件，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剿匪有功”四个字；另一张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本翻开的《孙子兵法》，旁边是个精致的银质烟盒；还有一张桌空着，椅子靠在桌旁，似乎许久没人用过。“其他几位同事呢？”陈默轻声问。
“老张科长去委员长办公室汇报工作了，小李出去打听消息了，”老吴拿起桌上的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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