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所谓维新变法……竟已能深入到如此地步？渗透到这般细微处？”姬尼暗自思忖，一股复杂的寒意顺着脊背爬升。他在鲁国时，自然也听闻过近邻韩国近年来厉行变法，整顿吏治，奖励耕战，重赏军功，大力推广新式农具和耕作技术，国君和执政似乎雄心勃勃。但当时总觉得，那不过是宫廷诏令上的煌煌之言，或是君王好大喜功的宣传，距离真实的乡土生活很远。如今亲眼目睹这巴地河谷中的一幕幕，他才真切感受到这股变法力量的可怕与有效。这些庄园里的管事、工匠、“技术指导”，显然都是从中原核心地区，尤其是韩国本土，有计划地招募、培养乃至派遣过来的。他们将韩国变法所催生、积累的最新农业生产技术、最有效的工具，近乎原封不动地、快速复制到了这片刚刚刀兵平息的土地上。深耕细作，兴修水利，集中管理，分工协作，甚至初步的商品交换……其展现出的组织性和生产效率，远非巴地原先那种依赖自然、粗放经营的山地农耕经济所能比拟，甚至也超越了许多鲁国故地的田庄。
原有的巴地社会结构，在这股强大的、携带先进技术和管理优势的外来力量冲击下，正被彻底颠覆、碾碎、重组。原来的“肉食者”——巴人的王室、贵族、各部头人、大小领主，要么已战死沙场，要么沦为阶下囚等待发卖，要么失去土地和依附民，被迫降格为这些新庄园的佃农、雇工甚至奴工。原来的军事贵族体系已然烟消云散，幸存的武士也大多被挑选、打散，编入韩国的“戍边卫所”或新设立的“巴郡郡兵”，成为新统治者的爪牙和边防力量，或者干脆被遣散，融入平民之中，逐渐消失。而韩国的征服者们——那些凭借斩首军功获得大片土地的军中悍将、得到国君赏赐的文官僚属、以及嗅觉敏锐如猎犬、资本雄厚如江河、跟随大军而来“淘金”的新兴士商家族——则迅速填补了所有的权力和财富真空，成为这片富饶土地上当之无愧的新主人。
这是一场静默无声、却远比战场厮杀更为深刻和持久的社会革命。刀剑与烈火征服了土地，摧毁了旧的统治；而此刻，锋利的铁犁铧、高效的龙骨水车、嗡嗡作响的缫丝机、严密冰冷的庄园账册与管制度，则正在系统地征服这片土地上延续了数百上千年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人心。春风依旧和煦，阳光依旧明媚，壁南河的水依旧不舍昼夜地奔流，但河两岸生活劳作的人们，他们的身份、命运、所遵循的规则、乃至看待这片土地和自身未来的眼神，都已被强行扭转，截然不同了。
走在队伍更靠前位置的公子屯，也始终沉默地骑行着，将这一切变迁尽收眼底。身为鲁军统帅，同时也是鲁国公室子弟，他看待此事的视角与姬尼又有不同。他并无太多对巴人的切肤之痛或同情，更多的是一种冷静的、甚至是略带欣赏的旁观与分析。鲁国与韩国是盟友，但也是潜在的竞争者。韩国在新征服地区展现出的这种强大组织能力、技术移植速度和社会改造效率，令他心惊，也令他深思。鲁国若想在未来不被甩下，若要真正强盛，或许……也该放下一些祖制包袱，进行如此这般深彻的变革？但旋即，这个念头又被他压下。他想起了国内盘根错节的旧贵族势力，想起了那些视“礼法”“古制”如性命的守旧老臣，变革谈何容易。他又想到了自己那个被作为政治纽带送入韩宫的表妹姬月，想到了鲁国在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最终换来的“酬劳”与韩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心头不禁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滋味，有些羡慕，有些酸涩，也有些警惕。
队伍继续向北，不疾不徐。沿途经过的村庄，大多也已改换了模样。原有的巴式干栏木楼或被拆除，木材挪作他用；或被改造，加上了砖石地基和瓦片屋顶，变得不伦不类。村口最醒目处，往往立起了崭新的、打磨光滑的石质“里正碑”或“乡界碑”，上面刻着规范的韩文篆字和雅言，标明此村归属哪个新建庄园管辖，或隶属于新设立的哪个“乡”、“亭”行政单位。一些穿着明显是韩式裁剪、但用料粗糙的衣物，面容却仍带着巴人特征的小孩童，在村口的泥地里玩耍。看到大军经过，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惊恐万状地逃散躲藏，而是停下游戏，好奇地、甚至有些懵懂地张望这支陌生的军队。有些胆大的半大孩子，还会跟着队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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