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亩税折银



崇祯十年的六月，江南已是梅雨季节。连绵的阴雨并未能浇熄应天府江宁县、上元县、句容县三地悄然涌动的一股热流——一场由东宫授意、经由陈子龙周密策划并推动的赋税改革试点，在经历了数月暗中筹备、数据核查、人员培训后，终于在这三县之地，正式张榜公告，拉开了序幕。

改革的旗帜，打的是“清厘田赋，苏解民困”八个大字。核心内容，便是借鉴了后世“一条鞭法”的精髓，并结合崇祯初年部分地区试行的经验，推行“亩税折银，官收官解”。

具体章程张贴在三县县衙、主要市镇、乃至大的乡里村头的告示墙上，由识字的衙役或专门聘请的乡塾先生反复宣读讲解：

其一，清丈田亩，核定等则。在原有鱼鳞图册基础上，由县衙户房书吏、搭配东宫派遣的核算人员（实为“商务局”和“澄心堂”培训出的骨干）以及各村推举的公直老人，重新核查田亩实际数目与肥瘠等级，造册登记，张榜公示，接受民人核对检举。旨在挤占隐田、诡寄，尽可能使田亩与赋税对应。

其二，折银征收，固定税额。废除过去以征收实物（米、麦、丝、绢等）为主、辅以力役的复杂方式，将所有正税、以及原先名目繁多的“加派”、“耗羡”、“淋尖踢斛”等附加杂派（朝廷明文规定的剿饷、辽饷等全国性加派暂不在此列，但征收方式也按此折算）全部合并，按照核定的田亩等级，统一折算成白银，明确定额。例如，上等水田每亩每年纳银若干分，中等旱地若干，下等山地若干。税额固定，一年一征，夏秋两季完纳。

其三，官收官解，革除里甲。取消由里甲、粮长等民间职役人员负责催征、解运的旧制。改由县衙户房直接设柜征收，百姓（或由其委托之人）按定额，将白银直接交到县衙银柜，当场获取由县衙盖印、写有田主姓名、田亩数额、应纳税银的“完税凭证”（一种特制的三联单）。税银由官府组织力量统一解运，所需“解费”从税额中按比例公开扣除列支，不得额外索取。

其四，严禁私派，违者重处。告示严正声明，自新法实行之日起，除公告所列固定银额外，任何官吏、差役、里甲人员不得再以任何名目向粮户（纳税户）索取分文，亦不得再摊派任何力役（日常修桥补路等公益劳役另议）。凡有违者，百姓可持“完税凭证”赴县衙、府衙乃至更高层级告发，一经查实，定严惩不贷。告示旁附有已查处的江宁王主事案例，以为警示。

这四项举措，看似只是征税技术的调整，实则直指明代中后期基层征税体系最核心的弊端：田亩不清导致税基不公；实物与力役征收带来的巨大耗损和勒索空间；里甲、粮长包揽催征解运产生的层层盘剥；以及名目繁多的附加杂派给官吏差役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勒索借口。

布告一出，在三县乡野间激起的反响，截然不同。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拥有少量田地或租种田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乃至佃农（新法理论上只向田主征税，但佃农往往承受着田主转嫁的额外盘剥）而言，这告示不啻为久旱甘霖。

江宁县城外十里，赵家庄的打谷场上，挤满了闻讯赶来的村民。雨水暂歇，空气湿热，但无人离去。里正请来的老塾师，正站在磨盘上，费力地大声念着告示。一个叫赵老栓的干瘦老汉，挤在最前面，耳朵竖得老高，浑浊的眼睛紧紧盯着塾师一张一合的嘴巴。

“……上等水田，每亩岁纳银八分；中等旱地，六分；下等山地，三分……”塾师念到此处，底下已是嗡嗡一片。

“八分银？真个？就只八分？没别的了？”赵老栓忍不住扯着嗓子问，声音发颤。他家有七亩中等地，按旧制，夏麦秋米，加上杂七杂八的加派、耗羡、差役折银，还有粮长、里正的“辛苦钱”、“酒饭钱”，折算下来，一年没有二三两银子根本过不了关，还常因“米色不纯”、“解运损耗”等理由被克扣刁难，逼得他去年不得不卖掉了一头半大的猪崽。若真如告示所言，七亩地，只交四钱二分银，且再无其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告示上白纸黑字，还有县太爷的大印！”塾师提高了声音，“说了，就这些！完税给凭票，再无杂派！谁敢再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