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湖畔的午后，空气黏稠得像融化了的黄金。
鲁智深坐在椰子树下的藤椅上，看着桌对面那位老人。卡伦金族的酋长奥卢·卡波梅奇穿着猩红色的传统长袍，脖子上挂着的不是珠串，而是二十几枚锈迹斑斑的铜钥匙——每一把都代表一个被殖民者关闭、又被他的祖先重新开启的仓库。老人已经九十三岁，眼皮耷拉着，但眼睛从皱纹的缝隙里透出的光，锋利得像磨了九十年的刀。
“三十。”奥卢酋长用斯瓦希里语说，声音沙哑如砾石摩擦，“不是利润分成，是股份。永久，不可稀释，传给子孙。”
翻译低声转述。小王的手在桌下攥紧了合同草案，指节发白。百分之三十的干股，意味着这个部落将成为“工匠兄弟会”在肯尼亚西部最大的股东，却不承担任何风险，不投入一分钱。这已经不是谈判，是明抢。
“酋长，”鲁智深用缓慢清晰的英语说，卡洛斯在一旁同声翻译，“我们尊重卡伦金族的传统，也愿意分享发展的收益。但百分之三十的干股，会让我们无法向其他投资者、向平台上的十几万工匠交代。百分之五的分红权，加上每年十万美金的社区基金，已经是前所未有的诚意。”
奥卢酋长眼皮都没抬。他身后站着四个赤膊的青年，胸膛上文着部族的战纹，腰间的短刀刀鞘上镶着河马牙。远处，村落的泥屋间，能看见更多人在向这边张望。这不是商业谈判，这是部族与外来者的对峙，延续了三百年的剧本。
“一百年前，英国人来说要修铁路。”老人突然用英语说，口音很重，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敲进木头，“他们说，铁路会让我们的牛羊卖到蒙巴萨，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海。他们要走了土地，要走了劳力，最后铁路通了，我们的牛羊死在干旱里，我们的孩子去铁路上当了苦力，摔死了七个。”
他抬起眼皮，那双衰老但无比清醒的眼睛盯着鲁智深：“五十年前，美国人来说要开矿。他们说，地下的石头能让我们的女人戴上金项链，让我们的老人不生病。他们要走了矿，要走了水，最后矿开了，我们的女人去矿上洗衣，手烂了，我们的老人喝了污染的水，死了十三个。”
老人顿了顿，藤椅在他身下发出呻吟：“现在，中国人来说要建平台。说能让我们的手艺卖到全世界，让我们的青年不用去内罗毕当保安。你要什么？土地？资源？还是我们的灵魂？”
全场寂静。连风声、湖浪声、远处孩童的嬉闹声，都像被这句话吸走了。鲁智深能感觉到身后团队成员的紧张，能看见卡洛斯额头渗出的汗，能听见自己心跳在耳膜里擂鼓。
他知道，这不是贪婪，是三百年来被欺骗、被掠夺、被背叛累积出的、深入骨髓的不信任。每一把铜钥匙，都是一次被夺走又被夺回的主权宣示。而现在，这个九十三岁的老人，在用最后的力量，为他的子孙守住点什么。
“我不要土地，土地是你们的。”鲁智深站起来，不是为了施压，是为了平视——虽然老人坐着，他站着，但他微微躬身，让视线保持水平，“我不要资源，资源应该造福这里的人。我更不要灵魂，灵魂是自由的，谁也拿不走。”
他走到桌子旁，拿起那份被酋长推开的合同草案，慢慢撕成两半。纸裂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但我要一样东西。”鲁智深将撕碎的合同扔进湖里，纸片在湖面漂浮，像白鸟的残羽，“我要信任。不是您信我，是我要让您看到，这一代中国人，和一百年前的英国人、五十年前的美国人，不一样。”
奥卢酋长眯起眼睛：“怎么证明？”
“给我一个月。不签合同，不拿您一寸土地，不动您一株草。我会在您的村落旁边，建一个临时工作站，教您的年轻人用平台，帮他们卖出手艺。所有收入，百分之百归他们。平台分文不取。一个月后，您再看，要不要合作，要多少股份，您定。”
酋长身后的一个青年忍不住开口：“那要是你们学会了我们的手艺，偷走了，怎么办？”
鲁智深转向他：“学手艺，要师父愿意教。偷，是贼。我们不是贼，我们是学生。如果你们愿意教，我们付学费。如果不愿意，我们只看，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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