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萨卡的天空是那种不带杂质的蓝,蓝得有些威严。总统府的白墙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眼的光,卫兵钢盔下的眼睛像黑曜石,一眨不眨地盯着驶入的越野车。
鲁智深坐在后座,手里捏着一份刚刚打印、还带着打印机余温的报告。封面上是“工匠兄弟会”在赞比亚三年运营的数据汇总,但他知道,总统要看的不是这些数字。赞比亚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这位以“经济主权”为竞选口号、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审查所有外资项目的律师出身的领导人——真正想问的,是隐藏在数字背后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工人这么多?
越野车碾过总统府前精心修剪的草坪,停在主楼前。台阶上已经有人在等,是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胸牌上写着“总统特别顾问,经济学博士,穆伦加”。
“鲁先生,”穆伦加握手时力道很足,“总统在等您。提醒一下,他今天早上的心情……不太好。刚开完内阁会议,关于失业率的报告,很糟糕。”
鲁智深点头,跟着他走进阴凉的大理石走廊。墙上挂着历任总统的肖像,从1964年独立时的卡翁达,到最新的希奇莱马。每一任总统的眼睛都在画框里注视着这个中国人——这个在过去三年里,在赞比亚开了十七个培训中心、雇了四百多名中国技工、却只创造了不到一千个本地岗位的中国人。
会议室的门打开,冷气扑面而来。长桌尽头,希奇莱马总统没有坐在主位,而是站在窗前,背对着门,看着窗外。他比新闻里看起来更瘦削,西装穿在身上有些空荡,但脊背挺直如标枪。
“总统先生,鲁智深先生到了。”穆伦加轻声说。
总统转身。他的眼睛是那种能穿透纸张、看到墨迹背面阴影的眼睛。律师的眼睛。
“鲁先生,”他开口,英语带着优雅的英式腔调,“三年前,你的平台进入赞比亚时,承诺创造五千个直接就业岗位,五万个间接就业。但上周劳工部的报告显示,直接就业只有九百七十三个,而其中中国籍员工占了四百二十一人。你能解释这个……比例吗?”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指要害。穆伦加在旁边摊开文件夹,里面是劳工部的报告复印件,用红笔圈出了那些刺眼的数字。
鲁智深没有坐下,也没有打开自己的报告。他走到窗前,站在总统身边,看向窗外。总统府的花园里,园丁正在修剪九重葛,那是赞比亚的国花。远处,卢萨卡的城市天际线在热浪中微微晃动。
“总统先生,您看到那个园丁了吗?”鲁智深说。
总统皱眉,显然没料到这个回答。
“他修剪九重葛的动作,和我在中国看到的园丁一模一样。”鲁智深继续说,“但如果您走近看,会发现他的手法有细微不同——他留的枝杈更长,因为赞比亚的阳光更烈,需要更多叶片遮阴;他剪刺时更小心,因为这里的九重葛刺更硬。这是三年时间,他在中国师父那里学,然后根据赞比亚的土壤、气候、花的习性,自己调整出来的。”
他转身,面对总统:“四百二十一名中国工人,不是来抢工作的。他们是师父,是播种机。他们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不是干活,是教会赞比亚人干活。教会一个,你们的工资加百分之十。教会十个,送你们的孩子来赞比亚留学。教会一百个,平台给你们养老。”
希奇莱马总统的眉头没有松开,但眼神里多了些东西。
鲁智深终于打开报告,但不是给总统,而是递给穆伦加:“这是过去三十六个月的培训数据。请翻到第十七页。”
穆伦加翻页。那是一张折线图,X轴是时间,Y轴是“本土工人技能等级占比”。曲线从最初的7%——只会搬砖、和泥的初级工——一路爬升,到第三十六个月,达到63%。图表下方用小字标注:“技能等级考核通过标准:独立完成钢构房屋主体搭建、水电基础安装、质量自检。”
“百分之六十三,”鲁智深说,“意味着我们在赞比亚的十七个工地,已经有超过六百名工人,能独立完成中国师父教的活。而中国工人,从最初的五百人,减少到现在的四百二十一人——减少的七十九人,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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