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旗袍里的西风：从缠足到选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大概没想到，自己剪掉的那条辫子，竟成了开启一个光怪陆离时代的隐喻。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深宅大院里，十五岁的苏州女孩林婉清，正颤抖着解开缠了八年的裹脚布。
“小姐，这可使不得！”老佣人王妈惊呼，“裹脚布一解，这辈子就嫁不出好人家了！”
林婉清咬着嘴唇，将那些发黄的布条扔进火盆：“民国了，不兴这个了。”
这话说得轻巧，却不知有多少双“解放脚”要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艰难地适应新式的皮鞋。据统计，到1920年代末，全国仍有约40%的女性在缠足，但比例已从清末的近乎100%大幅下降。这股“放脚风”最先在沿海城市刮起，像传染病一样席卷了那些读过新式学堂的女子。
不过，真正让旧派文人跌破眼镜的，是1926年春天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选美比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下面出场的是8号选手——复旦大学英文系学生，王素贞小姐！”司仪话音刚落，全场哗然。王素贞穿着改良旗袍，开衩到大腿中部，露出穿着玻璃丝袜的小腿。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居然光着脚穿皮鞋！
“伤风败俗！伤风败俗！”坐在前排的遗老郑孝胥气得胡子乱颤。可他身旁的年轻人却吹起了口哨。第二天，《申报》以“海上新女性：不缠足，不束胸，不做旧式闺秀”为题，报道了这场选美。三个月后，上海南京路上的“鸿翔时装公司”推出“素贞款”旗袍，开衩比传统旗袍高出三寸，一周内售罄。
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28岁的教授胡适正与发妻江冬秀爆发争吵。
“适之，听说你又收了女学生？”
“冬秀，这是新教育，男女同校是趋势...”
“趋势？我看是‘色势’！”江冬秀抄起菜刀，“你敢把那些女学生带回家试试！”
胡适落荒而逃。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冬秀之悍，非笔墨所能形容。然新时代之婚姻，当以平等互敬为要，非一朝一夕可改也。”有趣的是，这位提倡婚姻自由的新文化领袖，终其一生未曾离婚，反倒成了民国知识分子中罕见的“从一而终”者。
二、十里洋场荒唐事：舞厅、鸦片与谍影
1927年的上海外滩，华灯初上时，百乐门舞厅的霓虹灯准时亮起。舞厅经理陈明汉，人称“上海夜皇帝”，此刻正焦急地看着手表。
“虞老板怎么还没到？”他问身旁的侍者。
话音刚落，一辆劳斯莱斯停在门口。下来的是上海滩青帮大亨虞洽卿。他今晚要在这里招待几位特殊的客人——日本三井洋行的代表。舞池里，白俄舞女娜塔莎正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共舞，她的裙摆旋转如花，不经意间，一张纸条滑入军官口袋。
这是当时上海滩的日常：商业谈判、情报交易、政治阴谋，都在舞厅的靡靡之音中完成。据上海工部局档案记载，1928年上海注册的舞厅有27家，舞女超过1000人。而实际数字可能是这个的两倍。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舞厅往往与另一个民国“特色产业”密切相关——鸦片。在法租界的一处烟馆，墙上贴着中英文对照的价目表：“印度公班土，每两8元；波斯红土，每两12元；云南土膏，每两6元。”
烟馆老板杜月笙，这位后来的“上海皇帝”，此时正与一位特殊的客人会面：英国怡和洋行经理查尔斯·亨利。
“杜先生，这批货月底到港，比上次多三成。”亨利用蹩脚的中文说。
“查尔斯先生放心，法租界这边我打理。”杜月笙笑着递过雪茄。
谁又能想到，这位鸦片巨头后来在抗战中捐赠了数十架飞机？民国的人与事，往往如此矛盾重重。
而在这片光怪陆离中，有一段真实发生的荒诞插曲：1933年，上海公共租界破获一起特大鸦片走私案，涉案者包括三名工部局英籍官员。庭审时，被告律师竟然以“鸦片贸易在条约中未被明确禁止”为由辩护。更荒唐的是，法官最终采纳了这一辩护，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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