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毓贤是为了官位铤而走险，那袁世凯就是稳坐钓鱼台了。
与洋人交恶，风险是巨大的。恭亲王奕?、李鸿章，都是因为洋务而起，最后位极人臣。可最终，两人也因为洋务被贬，甚至晚节不保。毓贤日后的结局并不好，这在一开始就埋下了根。
袁大人能够走马上任，少不了在朝廷的运作。你能想象，庆亲王奕匡已经和袁世凯交情莫逆了。那是纯纯的友情，没有一百万两银子破不开的那种。有了庆亲王居中运作，上到太后老佛爷，下到各部主官，对袁世凯的升职调令均无异议。现在国家势弱，得勒紧裤腰带还洋人的借款，京官的日子不好过呀！难得遇到个懂事的，那不得好好照顾照顾？
可仔细琢磨，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事实上，占领青岛的德军，曾以日照教案为由，出兵日照、沂州等地，四处骚扰。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极为关注事态的发展。当德军占据胶澳二十多天后，即1897年12月6日，他就电告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说：“密闻德国国王遣其弟及太子带船先后来华，意似不仅在胶州。查胶州西北为莱州太平湾，倘由此路泊船登陆，进据平度，则芝（罘）、莱隔离，恐非我有，拟应在莱、平（度）、高（邑）、潍（县）均须驻兵防守方妥。”随后，他又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陈说：德国陆续增兵，如巨野教案与德占胶州不速为谈判“定局”的话，“恐嗣后尤难结束”，敦促速为了结，避免事态扩大。在德国与英国强占青岛和威海以后，袁世凯还曾书信张汝梅，告诫他必须在山东多练精兵，不然英德两军近在眼前，一旦有变，恐无防备。
可以说，袁世凯在几年前，就已经对山东的形势，特别是被列强渗透后的形势有着精准的预判。应该的应对方案，也早已经提出。
他认为。烟台为通商口岸，德军屯据其后，不宜多屯兵，应在青（州）、潍（县）一带，集成大枝，认真操练，切忌零星分散，进可防威海、胶州，退可固济南，一旦有变可事勤王。
除了袁世凯，还有没有别的人选？还真没有。德国与英国的步步紧逼，使得山东处于了对抗列强的第一线。山东巡抚的人选需要有一定带兵能力，需要有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需要熟悉山东的情况，需要朝廷内的绝对信任。
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有能力也被朝廷信任，可他们有着更重要的任务，轻易动弹不得。其余人选，不是能力不够，就是不被信任，还有就是威望不够。各方综合之下，袁世凯顺利接任了山东巡抚一职。随着袁大人率武卫军入驻济南城，山东的天变了。
眼下的山东情势危急，拳民对洋人的杀戮不断增加，其实是在累积，累积到足够质变的地步。
与毓贤不同，袁世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波诡云谲的朝鲜政局，瞬息万变的戊戌政变，他都游刃有余，但如何应对义和团却不轻松。老太后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朝中的王公亲贵却大多认为义和团“忠勇爱国”，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贤一样公开支持义和团，不仅洋人不答应，社会秩序也会陷入混乱，他的巡抚位置一样难保。
面对义和团，他暂时没有表态支持或者查禁，上面领导态度不明，他这个下属不能急着表态。针对德国的军事部署率先展开。
冯国璋接到命令，率领武卫右军1500人，驻守潍县。一方面在当地建立防线，修筑工事，并新募兵员2000人，勤加训练。另一方面，严密监视正在修路和采矿的德国人。对德国人侵扰百姓的行为要积极交涉，对当地百姓要加以规劝。避免直接的冲突和误会。
王定边接到命令，率领武卫右军1500人，驻防诸城。诸城的位置处于潍河的上游，潍县处于潍河的下游，两地互为犄角，正好防护住了山东半岛的脖子。王定边的职责与冯国璋基本相同。也是练兵、布防，加上监视德国人。
老话讲，时势造英雄。能够在特定历史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人是有两把刷子的。济南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也在琢磨这个新来的“袁大人”，感觉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样将他们奉为上宾，但也没有对他们翻脸不认人，态度模糊且暧昧。他们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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