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83年伊始。
严寒如同一头无形巨兽，盘踞在宝钢辽阔的建设工地上空。这并非北方干裂如刀刮的酷寒，而是一种浸透骨髓、裹挟着东海与黄浦江潮腥气的湿冷，悄无声息地钻入骨髓缝隙，凝成无形的冰针。铅灰色天穹沉沉压下，吝啬地滤下几缕惨淡白光，将远处高耸冰冷的钢铁骨架也映得模糊不清，仿若蛰伏于冻雾之中的洪荒巨兽。朔风尖啸着掠过空旷厂区，卷起地面冻结的尘土与零星枯草，狠狠抽打在脸上，留下细碎而尖锐的灼痛。
考绿君子拽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略显单薄的旧棉工装——它曾陪伴我辗转马鞍山、重庆、攀枝花、武钢，如今又来到这里——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冻得坚硬、又被来往车辆压出凌乱辙印的泥泞土路。每一次落脚，冻土都发出沉闷的嘎吱声，仿佛大地在痛苦地呻吟。
眼前，就是SGS二队的生活兼办公基地。几排三层楼的红砖房在寒风中瑟缩着，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粗糙的砖体，像生了难看的冻疮。房顶覆盖着一层半融化的肮脏积雪，边缘垂挂着长短不一的冰溜子，折射着阴冷的光。其中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上方，钉着一块同样饱经风霜的木牌子，上面用红色油漆刷着几个粗粝的大字——“上海SGS工程公司 二队”。
那“二”字，被刷得格外醒目，甚至有些刺眼，像一个沉默的烙印，钉在风雪里，也钉在考绿君子的心头。
宿命么？从1963年踏入工地那天起，马鞍山二工地，重庆2350二工地，攀枝花二队，武钢1700二队…无数次启程，无数次抵达，仿佛永远绕不开这个带着点戏谑、甚至贬义的“二”字。
东北人喊“二傻子”、“二杆子”，透着股“二” 的莽撞和愚钝。
可“二”在我考绿君子骨头上刻下的印记，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倔强。雷锋那句话在心底激荡——“我甘当一个革命的傻子！”是啊，干革命，搞建设，哪能少了这股豁得出命的“二”劲？
调令宣读时的日历还清晰印在脑海——1982年12月31日。干部新年元旦茶话会的喧闹犹在耳边，公司领导那张略显疲惫却异常严肃的脸庞浮现出来。考绿君子的名字被念出，任命随之砸下：调任SGS二队副队长，主管二队工程施工技术。那一刻，茶话会上的暖意瞬间被冻结。
调令下达前，党委书记宗楚恴曾单独找我谈话。他办公室的炉火很旺，却烘不暖他话语里沉重的分量。
“全公司四个工程队，二队‘八五九’重点项目占六成。”宗书记手指重重敲着桌面，“八五九”，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必须投产！党中央国务院的军令状，压在全钢铁建设公司头上的泰山。“工程零星分散，骨头难啃，问题多得像筛子眼，麻烦不断！简直是公司的心病！”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盯着我，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期盼，“组织上考虑再三，这块硬骨头，希望你能带二队啃下来！”
硬骨头？考绿君子心猛地一沉。刚刚在技术科稳住脚，四公司解体的挫败感还没完全消散。我这个原四公司二队的施工队长，一个“败军之将”，拿什么力挽狂澜？SGS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这个烫手山芋，怎么偏偏就砸到了我这个刚刚调来、根基浅薄的“外来户”头上？一股混杂着自嘲与不甘的苦涩涌上喉咙。
话在舌尖滚了几滚，终究还是咽了回去。四公司解散的风波与SGS无关，但SGS内部的老人对新来的心存芥蒂，磨合不易，这是人之常情。宗书记在繁杂人事中对我那难得的理解和倚重，在心头灼热地一闪。组织需要时，你推三阻四？那不是革命干部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自己确实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与资本。
考绿君子挺直了脊梁，声音异常清晰：“革命干部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谢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宗书记眼中掠过一丝惊讶，似乎没料到我会答应得如此痛快。他拧着眉，追问：“就没点问题？没点实际困难？或者…什么…要求？”
一股属于技术人员的傲气本能地冲了上来：“问题只是困住弱者的托词，我是解决问题的工程师。”话一出口，顿觉锋芒太露，忙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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