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秋风一起，歙县的天便像漏了似的，雨再也没个停歇。不是夏日那种狂暴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阵雨，而是绵密、阴冷、无休无止的秋汛。天空终日铅灰，雨丝细如牛毛，却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湿网，将整个县城连同周边的山野，都笼罩在一片令人心烦意乱的潮气里。
“红色记忆·徽州足迹”项目的户外施工和部分现场勘察，被这该死的秋汛彻底拖住了脚步。原定的路线标识安装、几处旧址的环境清理和简易布展，都不得不无限期推迟。工棚里积了水，运材料的山路塌了方，就连去一些偏远的点做补充调研，也变得异常艰难，车轮陷在泥泞里是常事。
进度汇报会上，文旅局分管副局长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敲着桌子强调：“这是政治任务！献礼项目！时间节点是硬杠杠，雷打不动！天气困难？克服！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要看到进度，实实在在的进度！”压力层层传导，最终沉沉地压在具体执行者头上。
何炜感到刚刚得到不久的那点“喘息之隙”，正在被这无边的雨和上级的焦灼迅速吞噬。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似乎都带着火气。老钱一天找他两三回，追问应对方案，话里话外提醒他“这个项目是你牵头负责跟进”。他知道，自己那点尚未洗刷干净的“前科”，让他在这种时候更加如履薄冰，任何延误都可能被重新拿来审视。
与苏晴那边的沟通，也因此变得更加频繁和……紧绷。电话、邮件、即时通讯软件，几乎每天都要就各种突发状况和调整方案进行对接。因为户外作业停滞，大量工作转向了室内，宣传片脚本的细化、展览大纲的打磨、线上内容的策划，这些需要双方密切碰撞的环节被提到了前面。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在一起”工作——虽然多数时候仍是隔着网络或会议桌。
局里催得急，最后竟下达了一个有些强硬的“建议”：为加强沟通效率，确保项目核心构思不走样，建议双方牵头人员集中办公一段时间，地点就定在文旅局腾出来的一间小会议室。
于是，何炜和苏晴，被这秋汛和政令，不由分说地推入了一个更为封闭、接触更为密集的空间。
小会议室在文旅局老办公楼的三楼，朝北，窗外是一棵叶子正在变黄凋零的梧桐，更添萧瑟。房间里堆着一些旧资料，空气里有灰尘和旧纸张的味道。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面对面放着，旁边立着一块白板，上面已经写满了项目的时间节点和待办事项。
第一天走进去，两人都有些微妙的尴尬。空间太小，距离太近，连对方翻动纸张的声音、敲击键盘的节奏、甚至呼吸的轻微变化，都清晰可闻。苏晴依旧穿着那身标志性的深色职业装，但外面加了件薄薄的米白色开衫，似乎也抵挡不住这朝北房间的阴冷。她坐下后，先是仔细擦拭了自己的桌面和电脑，然后将水杯、笔记本、几支不同颜色的笔，一一摆放在固定位置，动作一丝不苟，带着一种用秩序对抗混乱和不适的意味。
何炜在她对面坐下，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显得自然。他打开电脑，连接电源，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掠过她低垂的眉眼。她似乎瘦了些，下巴的线条更尖了，眼底有淡淡的青色，即使扑了粉也遮掩不住。是因为项目压力？还是……别的？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被他强行掐断。他不该，也不能再去探究她的私人状态。
工作很快展开。讨论，争论，妥协，再推进。白板上的字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因为面对面，许多原本可以稍作缓冲的歧见，变得直接而锐利。何炜坚持某些历史细节必须准确，哪怕显得刻板；苏晴则强调传播需要提炼和转化，过于琐碎会影响受众感知。两人都带着压力，语气有时难免生硬。
“何主任，如果每一处牺牲人数、每一次会议时间都要像考据论文一样精确，我们做出来的不是旅游路线，是地方志索引。”在一次关于某处战斗遗址介绍文字的争论中，苏晴抬起眼，目光直视何炜，镜片后的眼睛里有清晰的不耐。
“但这是底线，苏科长。”何炜迎着她的目光，声音低沉却坚持，“红色记忆，首先是对历史的尊重。我们可以用生动的方式讲述，但不能为了生动而模糊甚至篡改基本事实。这是原则问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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