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城一役的惨败，像一道不曾愈合的伤疤，时时灼痛；也像一道冰冷的警示，悬在僧格林庆心头。
数万蒙古铁骑，在夏军严整的步兵阵列与炽烈的火网前，撞得粉碎。最终仅有千余人马泅水逃生。
那一仗，打掉的不只是兵马，更是他半生积攒的骄矜。
他由此得出一条教训：绝不能再以骑兵，去冲击夏军的步兵方阵。
他更清楚，眼下旧朝在中原集结的军队，虽号称二十万，其中水分却极大。
奕山统领的部队，由八旗、绿营和步军衙门兵勇拼凑而成。
名头最响的，自然是“京八旗”。
可实情是，这些纨绔宗室世袭着爵禄钱粮，两百年太平日子过下来，早不知刀兵为何物。
提笼遛鸟、茶馆听曲、斗蛐蛐、盘鼻烟壶，才是他们日常的正经事。
说他们弓马生疏已是客气，许多人连火枪，该如何装填都未必晓得。
这样的兵，养着充门面尚可，真拉上阵，怕是听见炮响，就得腿软。
京师绿营呢？
兵册上的员额倒是满满当当，却只是“名在而实不在”。
吃空饷是积年的痼疾，一营兵丁能有半数实数，主将便算是有良心的了。
刀枪锈蚀无人在意，火药受潮结块是常事。
平日里催粮逼税、吓唬百姓倒还凑合，真要他们去与如狼似虎的夏军对垒，士气就得先泄三分。
至于步军统领衙门下辖的巡捕五营，本是维护京师街面治安的，抓个毛贼、弹压市井还在行。
野战攻防？那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再看看自己统率的绿营，是樊城兵败后，咬着牙重新拉起来的。
兵源芜杂：黄河泛滥后无家可归的流民，各地剿匪收降的散兵游勇，甚至还有招安的山寨草寇。
粮饷时断时续，器械新旧杂驳，训练更是仓促。
虽比奕山手下那些老爷兵强些，但底子太薄，打不了硬仗恶仗。
唯一还能信任的，只有麾下这些蒙古骑兵。
而对面的石达凯部的十万精锐，若在野外堂堂正正地交锋，旧朝军队凶多吉少。
僧格林庆征战半生，并非莽夫。
审时度势，他看到了夏军唯一的弱点——后勤补给。
这些年，中原历经水患、瘟疫、捻军折腾，早已残破不堪。
夏军的粮秣军械，需从南阳府长途运来，到朱仙镇足有五六百里之遥，难以处处设防。
“咱们的胜算，不在这里。”
他曾对奕山勾勒过自己的方略，
“而在他们的粮道上。”
他手中的七千蒙古骑兵，不应拿去正面硬拼。
而应像草原上的狼群，倏忽分散，聚合无常，专盯着夏军那条漫长的补给线下手。
劫粮道，焚辎重，袭扰运输队，让前线的夏军时刻腹背受敌，粮弹不继。
时间一长，再强悍的军队也坚持不住，不退也得退。
届时，旧朝军队补给线短、人数仍占优势的好处方能显现，或可追击，觅得一线胜机。
然而，奕山对僧格林庆手握重兵，却主张避战固守、专事袭扰后路的“怯懦”之策，嗤之以鼻。
认为其不识时务，徒耗钱粮。
两人的区别，根子在于位置不同，所见之局亦异。
僧格林庆的眼光，只聚焦于中原这一隅战场，思虑的，只是如何对付石达凯这一部。
而奕山是宗室王爷，是钦差大臣，肩上扛着整个江北的危局。
他不能只看朱仙镇。
南边，胜保的五万绿营，被萧云骧团团围住，凶多吉少；
李绍荃的淮勇虽称精锐，但能否乖乖遵令出庐州与夏军决战，尚在两可之间。
若依僧格林庆之策，在此地与石达凯长久对峙，空耗时日。
一旦胜保部被歼，萧云骧只需分一支偏师看住庐州，主力便可腾出手来，大举北进中原。
到那时，夏军两路兵力合流，总数便与中原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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