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阳光透过李家庄村头的老槐树，将斑驳的光影洒在一条干净整洁的石板小径上。王秀兰带着陈砚，来到一座背靠山坡、白墙灰瓦的农家小院前。院门虚掩着，门口几株秋菊开得正盛。
“李红姐，在家吗？我们来了。”王秀兰轻声呼唤。
“在呢在呢！快请进！”一个清脆的女声应着，院门被拉开。一位约莫四十出头、衣着朴素、面容和善的妇女出现在门口，正是李秀莲的孙女李红。她的眉眼间依稀能看到老照片上李秀莲的轮廓，眼神清澈，透着沂蒙人特有的淳朴与热情。
“王研究员，陈老师，路上辛苦，快进屋坐。”李红热情地将两人让进堂屋。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却收拾得井井有条，正中墙上挂着李秀莲那张黑白照片的放大版，下方摆着几样简单的供品。
寒暄过后，李红的神色变得郑重起来。她转身走进里屋，片刻后，捧出一个约一尺见方、漆色斑驳的旧木箱。箱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边角被磨得圆润，铜锁扣也失去了光泽。
“奶奶留下的东西不多，我都收在这里头。”李红的声音轻柔下来，带着深深的怀念。她小心地打开木箱，里面用干净的粗布垫着。首先取出的，是一个用深褐色油纸仔细包裹的方正包裹。她一层层揭开油纸，动作轻柔得仿佛在触碰易碎的梦境。
油纸里，是一件叠放整齐的深蓝色粗布棉袄。棉袄的款式极为老旧，布料因反复浆洗而显得硬挺，颜色褪成了不均匀的灰蓝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棉袄的袖口、前襟多处磨损严重，打着颜色深浅不一的补丁，其中左袖口靠近肘部的位置，有一片洗不去、已经变成暗褐色的污渍。
李红的指尖轻轻拂过那片暗渍，声音有些哽咽：“这……这是血。不是奶奶的，是当年那位八路军伤员的。”她顿了顿，仿佛需要积攒力气才能继续说下去，“奶奶后来跟我讲过很多次。那位小战士伤在腿上，骨头断了，伤口化了脓。那时候哪有什么麻药啊？奶奶和几个婶子只能用烧开又放凉了的盐水给他清洗，用煮过的布条把烂肉和脓一点一点蘸出来……小战士疼得浑身发抖，牙齿把嘴唇都咬破了，实在忍不住，就……就死死咬住奶奶递过去的棉袄袖子。奶奶说，那孩子疼得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可从头到尾没喊一声，只是闷哼，眼泪和汗把棉袄都浸湿了……”
陈砚静静地听着，目光久久停留在那片暗褐色的血渍上。他仿佛能透过粗糙的棉布纤维，感受到当年那股撕心裂肺的疼痛，那位年轻战士钢铁般的意志，以及李秀莲当时心如刀绞却强作镇定的温柔与坚毅。他伸出手，极其小心地用手指边缘触碰了一下棉袄的布料。粗砺的触感下，似乎真的还残留着那个寒冷春夜的体温、汗水和无法言说的坚韧。
接着，李红从木箱最底层，取出一个用红布条系着的薄薄的本子。本子是用那种粗糙的、泛着黄褐色的土纸手工订成，封面没有任何字迹，边角已经磨损起毛。
“这是奶奶的日记，其实也算不上正经日记，就是她偶尔记下的一些事，一些心情。”李红解开红布条，将本子递给陈砚，“奶奶识字不多，是自己后来参加妇救会扫盲班学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很多错别字和画圈代替的字，但意思都能看懂。”
陈砚双手接过，如同接过一份沉甸甸的嘱托。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翻开扉页。里面的字迹果然稚拙，大小不一，笔画生硬，却一笔一划写得极其认真。他慢慢翻看着，王秀兰也凑近过来。
翻到中间某页，几行字猛地攫住了陈砚的目光：
“九月初十（注：公历约1943年9月15日），晴。队伍里一位姓陈的同志，要往北边去，路过俺村。他伤还没好利索，挂着棍。听说俺们妇救会的事，特意来看。他说他们从南边老林子里（画了个圈，旁注：很远，死过很多人）打回来，苦得很，吃树皮，喝雨水，好多同志没走出来。他拿出一把旧铜号，说这号跟着他们冲过锋，躲过飞机，是个念想。现在送给我，说咱沂蒙妇女顶得起天，吹响它，能给乡亲们壮胆，知道咱的队伍没散，心就齐。我收下了，心里沉甸甸的。俺得领着姐妹们，再多做棉衣，不能让前边的同志再挨冻。”
陈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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