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六年九月末,孤悬河西的沙州(敦煌)在刺史窦伏明的率领下归附唐朝。窦伏明诛杀原割据者贺拔威后,审时度势,主动出降。唐廷对此采取谨慎接纳、逐步消化之策,一面嘉奖其归顺,一面将其调离原籍赴长安,同时派员接管防务。
这一事件虽非重大战役,却标志着西北边陲一个不稳定因素的消除,使朝廷得以更专注应对突厥与辅公祏叛乱两大核心挑战。在秦王李世民看来,沙州归降正是大唐统一之势不可逆转的明证,进一步坚定了其速平东南的决心。
恰逢此时,西域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突生变故。当东方的大唐帝国正为沙州的归附、江淮的烽火与北疆的警报而忙碌时,遥远的西域绿洲王国高昌,也迎来了权力的更迭。
高昌王麴伯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是隋炀帝时期亲赴张掖朝觐、受封“弁国公”的着名亲中原国王,曾推行华夏衣冠制度。然而隋末天下大乱,西域道阻,高昌不得已转而与西突厥交好以自存,麴伯雅晚年处境微妙,内心始终怀有对中原正统的复杂情感。
三日前,高昌王宫内,弥漫着药石与焚香的气味。
病榻上的麴伯雅面容枯槁,紧紧握着长子麴文泰的手。文泰年近三十,相貌更像母亲,眼神精明而锐利,早已参与国政多年。
“文泰……我高昌,弹丸之地,悬于瀚海,夹在唐、突厥、西突厥之间……”麴伯雅喘息着,每个字都说得艰难,“我一生……亲中原,慕华风,然时事比人强……你记住,唐已立国,其势非隋末可比。秦王李世民,非常人也……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贪而骄……”
麴文泰俯身,低声道:“父王,儿臣明白。高昌生存之道,在于平衡。商路是命脉,东边的大唐与北边的突厥,皆不可轻易得罪,亦不可全然倚靠。”
“对……平衡……”麴伯雅眼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光芒,随即黯淡下去,“莫学党项、吐谷浑,妄自称大……小心行事,观察……观察……”话语未尽,紧握的手已然松开。
高昌国丧,遵循了一套混合的礼仪。
宫殿与主要街道依照汉制披上素白,但王族与部分贵族的服丧方式仍保留了一些西域旧俗。麴文泰以王太子身份主持葬礼,在高昌城外的家族墓地,以中原诸侯的规制下葬了父亲,陪葬品中既有汉式的青铜礼器、丝绸,也有西域风格的金银器与来自波斯的织物。
葬礼上,来自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使者与来自敦煌、伊州的商队首领并肩而立,沉默地注视着这位亲汉老王的入土,也审视着新王麴文泰的一举一动。
几乎同时,消息经由敦煌、凉州,传入了长安。
两仪殿内,李渊看着关于高昌王更迭的简短奏报,对侍臣道:“麴伯雅终究是去了。此人前朝时颇为恭顺。其子文泰,性情如何?”
有熟悉西域事务的官员回禀:“陛下,麴文泰精明务实,近年来高昌与西突厥往来甚密,商税多赖其手。然其国小力微,生存所系,首在商路畅通。大唐若稳据河西,威加西域,彼必来朝。今其初立,正宜遣使吊唁,并示以安抚,观其动向。”
李渊点头:“可。着鸿胪寺择一妥当使者,持礼往吊麴伯雅,并贺麴文泰嗣位。告诉他,大唐愿丝路安宁,商旅无阻。其余,不必多言。” 这一指令,保持了宗主国的礼仪与关切,也留下了充分的外交余地。
在并州,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看法则更为直接。他对心腹道:“高昌,西域门户。麴文泰非其父,恐更重实利。眼下我朝重心在东南,无力西顾。只要他不公然阻断商路或倒向西突厥,便由他去。待中原大定,这西域诸国,包括高昌,自当重新厘定君臣之序。” 他的目光,似乎已越过眼前的江淮战图,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
麴文泰的即位,就这样在看似平静、实则各方目光聚焦下完成。高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枢纽,迎来了新的、可能更为复杂的时代。
而东方的大唐,在忙于应付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时,也将这位西域新王的动向,默默记入了未来的战略考量之中。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联系与博弈,在这看似不起眼的王位交替中,已然埋下了新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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