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规矩:老人去世后,必须由子孙守夜,且绝不能睡着。
据说一旦守夜人睡着,逝者的魂魄会被“脏东西”借走,回来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爷爷去世那晚,轮到堂哥守下半夜。
天亮时,我们发现他在灵堂椅子上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
而爷爷的棺材里,传来了指甲挠木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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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藏在几座大山皱褶里,进出只有一条被雨水和牛车轱辘碾得坑坑洼洼的土路。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大多沾亲带故。
日子过得慢,规矩却老,一代代传下来,浸在骨血里,轻易动不得。
这些规矩里,顶顶要紧、也顶顶让人心里发毛的,就是关于“守夜”的。
但凡有老人过世,停灵在家那几晚,孝子贤孙必须轮班守在灵堂,香火不能断,长明灯不能熄,最关键的是——守夜的人,绝不能打盹,更不能睡着。
白天哭灵、跪拜、招待吊唁的亲友,再累再乏,到了守夜的那几个时辰,也得把眼皮子用棍子撑起来。
为啥?老人们私下里说,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山风穿堂过似的凉气:人刚走,魂儿还没散净,飘飘荡荡的,认家,也认得自己的身子骨。
这时候,要是守夜的子孙睡着了,阳气一弱,灵堂的屏障就薄了。
山里那些游荡的、没名没姓的“脏东西”,或是附近刚死不久、还没找着着落的孤魂野鬼,就会趁机摸进来。
它们会“借”走逝者还没走远的魂魄,占了那口还没入土的棺材。
“借走了,可就还不回来了。”
小时候,村尾的九叔公坐在磨盘上,吧嗒着旱烟袋,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对我们这群半大孩子说,
“等天亮,你再看棺材里躺着的……模样倒还是老人的模样,可里子,谁知道是个啥?指不定就爬起来,冲着你笑,那笑,能冷到你骨头缝里。”
我们听得汗毛倒竖,却又忍不住追问:“那……那要是真睡着了,咋办?”
九叔公重重磕了下烟锅,火星子在暮色里一闪:“咋办?赶紧叫醒!要是叫不醒……”
他顿了顿,没往下说,只是又深深望了一眼大山,那眼神里的东西,让我们再不敢多问。
这规矩,我打记事起就知道,却从未亲身经历过它的严酷。直到爷爷去世。
爷爷是村小退休的教师,也是村里少数几个能写对联、会看老黄历的“文化人”。
他走得还算安详,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躺在睡了几十年的老式木床上,悄无声息地没了气息,像一片干枯的叶子终于从枝头飘落。
享年七十九,在村里算喜丧。
丧事按照老规矩办。
灵堂设在堂屋,爷爷穿着早就备好的深蓝色寿衣,脸上盖着黄裱纸,躺在借来的黑漆棺材里。
棺材头摆着香炉、长明灯(一盏小油灯),脚下点着“倒头饭”和“引路灯”。
空气中弥漫着香烛、纸钱焚烧的味道,还有一种老年人身上特有的、混合了药味和岁月尘灰的气息。
头两天,守夜的是我爸和大伯。
他们兄弟俩都是四十多岁,正当壮年,加上丧父之痛,精神紧绷,虽然眼圈熬得乌黑,倒也撑了下来。
我爸后来跟我说,那两晚,堂屋的门窗明明关着,却总觉得有冷风飕飕地往脖子里钻,长明灯的灯焰时不时无缘无故地晃动、拉长,颜色也变得有些发绿。
他和大伯硬是瞪着眼,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敢有丝毫松懈。
第三天晚上,按排序,该轮到我和堂哥陈松守下半夜(子时到天亮)。
上半夜是我爸和大伯继续盯着。
堂哥陈松比我大三岁,在镇上汽修厂当学徒,平时爱喝点小酒,玩玩手机,对村里的老规矩总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是封建迷信,吓唬人的。
傍晚吃饭时,他还偷偷跟我嘀咕:“守夜就守夜,非得说什么不能睡,自己吓自己。老爷子一辈子好人,还能变鬼害自己孙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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