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会议中心的清晨
上海陆家嘴的清晨是从江雾中醒来的。
黄浦江上笼罩着一层乳白色的薄雾，对岸的外滩建筑群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褪色的老照片。东方明珠塔从雾中刺出，玻璃球体反射着晨光，像一串巨大的露珠。
王芳站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温热的咖啡杯。今天上午九点，在国际会议中心，“清荷计划”学术委员会将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十五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将首次线下聚齐，讨论计划的实施细则，以及——她昨晚刚提交的、包含莱恩报告分析的那份伦理立场文件。
她预感到会有争议。
“紧张吗？”程述从身后走过来，递给她一块面包。
“不紧张，是……有重量。”王芳接过面包，却没胃口，“这些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们愿意加入，是因为认同妈妈的研究价值。但我现在要做的，不只是整理出版遗稿，而是要划定一条清晰的伦理红线——告诉他们，哪些研究路径是越界的。”
程述握住她的手：“记得你昨晚说的话吗？你是在续写，不是重写。你在完成妈妈想完成的事。”
“我知道。”王芳深吸一口气，“只是续写比想象中难。”
上午八点半，他们抵达国际会议中心。五楼的“长江厅”已经布置妥当——不是传统的会议室布局，而是圆桌会议形式，十五张座位围成环形，桌面上摆着名牌、资料夹、同声传译耳机。墙上挂着沈清荷的两幅手稿放大照片：一幅是星图符号的手绘草图，一幅是她那句“给未来的破译者”的手迹。
委员们陆续进场。王芳站在门口迎接，和每个人握手。她努力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和面孔：
· 苏文瀚，中国美院的老教授，上次邀请念安参展的那位。今天穿着深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
· 玛格丽特·科恩，法国巴黎高师的符号学教授，六十多岁，银发在脑后挽成整齐的发髻。
· 拉吉夫·夏尔马，印度德里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皮肤黝黑，眼神锐利。
· 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的学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学科的视角，和对“沈清荷遗产”的不同理解。
九点整，会议开始。
王芳作为委员会主席致开场辞。她讲了母亲的生平，讲了“清荷计划”的初衷，讲了那份“给未来的破译者”的遗言。
“所以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她环视全场，“不是为了封存知识，而是为了负责任地传递知识。我们需要共同回答一个问题：沈清荷留下的这些研究，在当代的语境下，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理解、被使用、被发展？”
玛格丽特·科恩第一个举手发言，她的英语带着优雅的法语口音：“我认为首要任务是建立完整的学术档案。将沈清荷女士所有手稿数字化，做详细的文献学分析，理清她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是基础工作，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伦理讨论都是空中楼阁。”
巴西的学者费尔南多点头：“我同意。我们得先知道她到底说了什么，才能谈该怎么用。”
拉吉夫·夏尔马却摇头：“不，我认为恰恰相反。沈清荷的研究涉及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这类研究一旦被滥用，后果严重。我们应该先制定严格的伦理准则，然后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学术整理。”
分歧在第一轮发言中就显现了。
二、三场辩论
第一场辩论围绕着“手稿数字化”展开。
以玛格丽特为代表的文献学派坚持：所有手稿，包括那些未完成的、零散的、甚至看似矛盾的思考片段，都应该完整数字化，向学术界开放。
“知识属于全人类。”玛格丽特说，“我们不能因为担心被滥用，就剥夺学者们接触原始材料的权利。这违背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
但日本学者山本健一提出了质疑：“沈清荷女士晚年藏起了最核心的手稿，只留下‘给未来的破译者’。这说明她本人对完全公开有顾虑。作为她的学术遗产执行人，我们是否应该尊重她的顾虑？”
苏文瀚教授清了清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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