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秋来,寒暑交替。日历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华东工业大学的梧桐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送走了一届届毕业生,又迎来一张张新鲜面孔。校园里,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图书馆的藏书日渐丰富,操场上永远洋溢着年轻的声音和汗水。“林文”教授依旧穿着他那身半旧的中山装,夹着讲义,穿梭于教室、图书馆和宿舍之间,岁月在他眼角增添了细纹,但步伐依然沉稳,眼神依然清澈。
他的课程在系里已经小有名气,选课的学生常常爆满。他讲课的风格也随着时代悄然调整,案例更多地引用了建国后各条战线上涌现的典型事迹——鞍钢的劳模、大庆的勘探队、治理淮河的民工……但他总能在讲述这些“主流”事例时,嵌入他独特的视角,强调系统协作、科学管理、数据积累和长远效益。他的课堂上,依然有笑声,有激烈的讨论,有学生闪着光的眼睛。
他不再仅仅是课堂上的传授者,也渐渐成为一个沉默的、行走的观察者。利用寒暑假和偶尔的出差机会,他会去一些地方看看。不是以“林晓将军”或“特别顾问”的身份,而是以普通学者调研、探亲访友的名义。
这一年暑假,他去了趟安徽。名义上是探望一位远房亲戚,实际上是想亲眼看看淮河治理工程和农村合作化的实际进展。他坐火车,转汽车,最后甚至搭乘了一段农用的拖拉机,来到淮河边的一个村庄。
村庄的面貌比起战乱年代确实好了许多,土坯房虽然简陋,但大多完整,村里有了识字班,田埂上插着合作社的牌子。他住在亲戚家,白天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听他们用浓重的乡音谈论庄稼、工分、合作社的分配。他看到了集体劳动的热火朝天,也看到了因为经验不足导致的窝工和物资调配的混乱;看到了新修的水渠带来的便利,也听到了对某些“一刀切”政策私下里的抱怨和担忧。
晚上,在煤油灯下,他和村里的老支书、会计,还有几个有点文化的年轻社员聊天。老支书是个满脸皱纹的老汉,参加过支前,对共产党充满感情,但提起合作社的具体管理,也是一肚子困惑:“上头政策是好的,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可怎么个‘好’法?几百号人,地有肥瘦,人有勤懒,机器就那几台,怎么摆弄才能都不吃亏、都出劲?难啊!”
林晓听着,不轻易发表意见,只是偶尔问几个问题:“记账是怎么记的?”“劳力怎么评工分?”“遇到抢收抢种,怎么调配人力和畜力?”他问得细,老支书和会计也就掰着手指头给他算,有时算着算着自己也糊涂了,互相争辩起来。林晓静静听着,脑海里却在快速分析:这本质上是一个超大规模、生产要素复杂(土地、劳力、工具、天气)、且目标多元(公平、效率、积累、国家任务)的生产管理问题。光有热情和口号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精细的组织设计、更透明的核算方法、更适应农业特点的激励和反馈机制。
离开村庄时,他悄悄留下了几本适合农村干部阅读的简易算术和记账方法手册,还有一支钢笔和几个笔记本,说是给村里识字班用的。老支书千恩万谢。
回程的火车上,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中感慨万千。这片土地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其规模和复杂性远超当年的任何一场战役。热情澎湃,成就显着,但困难、矛盾、探索中的失误也同样真实。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者,无法,也不能直接介入。他能做的,或许只是在大学的讲堂上,在那些未来的建设者心中,种下一些关于科学、关于系统、关于实事求是的思维种子。当他们将来走向农村、走向工厂、走向管理岗位时,或许能比前人少走一点弯路,多一份理性和智慧。
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始。李振华已经升入大四,正在准备毕业设计。他选择的题目是《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定额管理与激励问题——基于皖北某县的调查分析》。这个选题让林晓有些意外,也暗自赞许。看来上次关于“东方旅”转型的讨论,以及后来课堂上关于组织管理的种种分析,确实影响了这个年轻人思考问题的方向。
一天课后,李振华拿着初步的调查提纲来找林晓请教。他的调查地点,巧合地离林晓暑假去过的村庄不远。
<温馨提示:亲爱的读者,为了避免丢失和转马,请勿依赖搜索访问,建议你收藏【笔趣阁】 m.biqug5.com。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可能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