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七年，十月中旬，恒河三角洲，库尔纳村。
棉田一望无际，雪白的棉桃在秋日阳光下泛着绒毛般的光泽。
但不同于往年的是，田埂上没有监工挥舞的皮鞭，也没有愁眉苦脸弯腰摘棉的农奴，取而代之的，是三五成群的农人聚在一起，手里拿着新发的铜皮量尺和粗布口袋，一边采摘，一边大声说笑。
“老哈桑，你这片地今年的棉桃，比我那边的大一圈！”一个包着褪色头巾的中年汉子喊道，手里掂量着一捧刚摘的棉花，“怕不是偷偷给土地婆多烧了三炷香？”
被称作老哈桑的老农嘿嘿笑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咧得老大:“哪是烧香，是韩大人给的‘山东棉种’好！还有那个……那个‘蚜虫水’，喷了三次，叶子一个虫眼都没有！”
田埂尽头，韩知微正蹲在地上，手里捏着一撮泥土细细搓捻。
他穿着半旧的青色官袍，膝盖和袖口都沾了泥点，看起来像个下地帮闲的师爷，而非堂堂恒河巡按御史。
身旁跟着个黝黑瘦小的少年，正是拉姆。这孩子现在换了身干净的粗布衣裳，怀里抱着一摞账册和一块涂写板，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田里景象。
“土质还是偏酸。”韩知微将土撒回地里，站起身，“得让工坊那边多送些石灰粉来，秋收后撒一遍，明年开春再掺些河泥。”
他转头看向拉姆，“记下来 ，库尔纳村需石灰三百斤，河泥船两趟。费用从合作社公账出，按各户棉田面积分摊。”
拉姆立刻低头，用炭笔在涂写板上飞快记录。那笔迹虽然稚嫩，但数字工整清晰，还自动将各户分摊数额心算出来，标在每项后面。
韩知微看着他，眼中闪过欣慰。
半个月前，他把这个在贫民窟里靠帮人算账换馕饼吃的孩子带在身边时，还有些担心，拉姆不识字，更不会写汉字，只会一些简单的梵文数字和自创的运算符号。
但这孩子的算学天赋简直骇人听闻，一本三百页的土王府旧账，他三天就心算复核完毕，指出了十七处错误，误差从三个铜板到五十两白银不等。
于是韩知微做了个大胆决定:教他识字，从《三字经》和算学口诀开始。
拉姆学得快得惊人，如今已经能磕磕绊绊念公文，记账更是不在话下。
“大人。”拉姆记完，抬起头，小声问，“石灰和河泥的钱……合作社公账上还够吗？我昨儿算过，买纺车的钱还没付完，要是再支出这两笔，月底给农户的第一次分红，可能每户要少分……三十七个铜板。”
韩知微挑眉:“你连这个都算了？”
“嗯。”拉姆点头，黝黑的脸上满是认真，“我按大人教的‘收支平衡表’算的。要是想保证分红不少，要么晚十天买石灰，要么……让工坊那边赊账一个月。”
韩知微笑了，拍了拍拉姆的肩膀:“好小子，会替合作社打算了。不过不用担心。”他望向棉田尽头那几间新搭起来的砖瓦房，里面传来“咔嚓咔嚓”的机杼声，“第一批棉纱昨儿已经运去加尔各答了，布商预付了三成货款，够撑到下个月。石灰的钱，从那里出。”
那几间砖瓦房，就是“库尔纳棉纺合作社”的核心，纺纱工坊。
这是韩知微在恒河推行新政后，最得意的一步棋。
以往恒河的棉花，都是土王和少数大地主垄断。农人种棉，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土王的收购站，再由土王转手高价卖给葡萄牙或英国商人，或者运到自己的工坊纺纱织布，利润全归土王和买办。农人辛苦一年，往往连口粮都挣不回来。
而韩知微的“合作社”模式，彻底打破了这套吸血链条 ，农人以土地或劳力入股合作社，棉花由合作社统一收购，价格比土王收购价高两成；再由合作社统一纺纱织布，一部分卖给本地百姓，一部分通过朝廷新开的“恒河-广州”商路运往大明。所得利润，扣除成本后，四成按股分红给农户，三成留作合作社发展基金，两成上缴作为地方税收，还有一成作为“劝课奖”，奖励在种植、纺织上有创新的农人工匠。
简单说，就是把农民从被剥削的原材料供应者，变成了产业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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