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年春，北京。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紫禁城的琉璃瓦在春日暖阳下流淌着金色的光泽，连带着这座森严的帝王宫阙也似乎少了几分往日的沉郁，多了几分难得的生机。
严冬的寒意已然褪去，但一股比春风更为灼热的气氛，早已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官署衙门间悄然弥漫、发酵。
持续数年的财政窘迫，边患频仍，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过去式。
街头巷尾的百姓或许说不清缘由，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些变化。
往来京畿的漕运船只似乎更加繁忙，满载着南方的物产。
市面上的货物种类愈发繁多，许多以往罕见的南洋香料、苏松细布，也飞入了更多寻常人家。
就连九门守军更换的崭新号衣、以及偶尔听闻的“朝廷又要发饷犒军”的消息，都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宽裕气息。
朝堂之上，嗅觉敏锐的官员们更是心知肚明。
这一切变化的源头，固然有首辅徐阶竭力维持平衡、调和鼎鼐的功劳，有新任户部尚书赵贞吉精打细算，艰难维持国库运转的苦劳，有兵部左侍郎张居正大力推行“考成法”，使得六部诸司效率为之一新、吏治稍显清明的政绩。
这些，都曾在近期的邸报和嘉靖帝偶尔颁发的嘉奖谕旨中被提及，让朝臣们意识到，这“中兴”之象，并非一人之功，乃是群臣协力、圣天子垂拱而治的结果。
但真正扭转乾坤、带来实质性财富增长的，无疑指向那个名字——那个年仅三十却已功高盖世、简在帝心，如今正静候在靖海伯府中的年轻人，陈恪。
开海通商，上海浦如鲸吞般吸纳着四海财富，市舶司的税收从无到有，如今已是一笔惊人的数目，充盈着皇帝的内帑和拮据的国库。
远在倭国的石见银山，虽尚未完全发力，但首批运回的白银矿石经过熔炼，那白花花的银两已足以让户部官员们喜极而泣。
更不用说，原本需要朝廷巨额粮饷维持的东南沿海防务、乃至新近稳定的琉球、以及正在石见扎根的据点，在陈恪的经营下，竟已逐步实现部分自给，甚至反哺中枢。
北方的蒙古诸部，在经历通州之败的教训和持续的军事压力下，也暂时收敛了锋芒，边关难得地迎来了一个平静的春天，使得九边重镇的军费压力大为减轻。
这一切，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势”，让原本因修道而略显暮气沉沉的嘉靖朝，焕发出一种回光返照般的、甚至是真切的中兴气象。
而这一切功绩，都需要一个最盛大的场合来予以确认、表彰和宣扬。
这个场合，便是嘉靖四十年春，在太庙举行的祭祖大典。
太庙，供奉朱明王朝列祖列宗之神位所在，是帝国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
平日肃穆寂静，今日却旌旗招展，仪仗森严。从大明门直至太庙门前，净街洒水，黄土垫道，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大汉将军们持戟肃立，目光如炬。
文武百官，按品级着朝服，鸦雀无声地列队于丹陛之下，一直延伸到极远的地方。
公、侯、伯、驸马等勋贵，则位列于更靠近大殿的位置，他们身着华丽的爵位服色，在人群中尤为显眼。
靖海伯陈恪，自然位于勋贵队列的前列。
他今日穿着一身超品的伯爵礼服，绯色袍服上绣着精致的麒麟补子，头戴七梁冠，玉带束腰，虽年纪最轻，但久居上位、历经风浪所沉淀下的气度，使得他在这群功勋之后中，丝毫不显突兀，反而有种内敛的锋芒。
他微微垂首，目光落在脚下打磨光滑的金砖上，面色平静无波，仿佛周遭的肃穆与期待都与他无关。
常乐作为诰命夫人，亦有专门的命妇区域，她端庄静立，心中却为丈夫即将到来的荣耀而激动不已。
怀远侯常远志站在勋贵队列中，与身旁的英国公张溶、阳武侯薛翰、灵璧侯汤佑贤等人交换着眼神，皆是欣慰与期待。
他们的子侄，如常钰、张维城等人，或因军功，或因在陈恪麾下效力，也都将在未来分润到不小的功劳。
吉时到，钟鼓齐鸣，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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